闲话“军统”(210)

据邱秀虎回忆：张学良被囚的初期，特别是刚刚被“判刑”、住在孔祥熙公馆的时候，心情非常坏，整天一句话都不说。

当时特务们发现张在睡觉时，总是把身上穿的一件背心脱下来地垫在床上，然后睡住背心上，他们觉得十分可疑，认为这件背心里一定藏有什么秘密，或者有武器，但又不敢去检查，于是就向宪兵特高祖反映。特高祖听了，就拍了一个宪兵，趁张学良睡熟后翻身的时候去检查，结果被张发现，张非常生气，大声说：“你们真缺德！真缺德！”据邱说，“这是张将军被囚禁后所讲的第一句话，可见他的心情是何等的忿懑！”

到了奉化以后，夫人的到来，令张的情绪大为好转。

先来的是于凤至。于凤至与张学良已经分别整整3年了。

1933年3月11日，张学良因热河失陷“通电”辞职，次日即到上海，等待宋子文为他办理出国手续。

在此期间，张学良办了一件令他受益终生的大事——戒毒。

张最初是吸食鸦片，后来又改为吗啡，当时张的毒瘾已经非常严重，据其部下王卓然回忆：“他每日要打400多药针，才能过瘾。你知道这400多药针有多大力量吗？据医生说，这400多针，若是一次给无病的人打上，每人一次打上10针，可以打死或重病40多人。”

宋看了十分痛心，他对张说，你这样跑到国外去，别人不更得说我们是东亚病夫了么，张深以为然，于是痛下决心，准备戒毒。宋为他请了有名的上海疗养院的米勒博士，米勒与张学良也是朋友，否则也不敢承担这个任务。

据张回忆这一段时间的情景时说：“我在昏迷时，我的部属，曾对米勒大夫声言，假如把我给戒死了，他们会把大夫给枪毙了。”可见戒毒之艰难。

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下定决心的张学良终于戒掉了毒瘾，随即于4月11日携于凤至等出洋，据张说，之所以走的这么匆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换一个环境，远离丨毒丨品，以免复发。

期间，张学良游历意大利、英国等国，1934年初，张奉蒋之命回国，因孩子在英国读书，所以于就留在国外，没有与张一起回来。

1934年1月8日张学良回国抵上海，2月4日，蒋介石在杭州与张学良、宋子文、孔祥熙会谈。期间谈到张学良的工作问题，张本人表示愿意担任蒋的侍从室主任，“随侍学习”。蒋不同意，让他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给自己当副手，主持工作。张学良一开始不想去，但推也推不掉，只好于3月3日在武昌就职，并于1935年9月尾随红军进入西北，没想到这一去落得这步田地。

对此：于凤至后来说：“当时我身在英国，在这关系汉卿一生自由的关键时刻，我不在他身旁，我一生痛悔的事，就是没有阻止他陪送蒋先生去南京。”

邱秀虎说：“就在张将军心情极端苦闷，精神万分颓丧的时候，张夫人于凤至来到了雪窦山，使沉闷的雪窦山气氛为之一变，活跃起来，张将军从沉默寡言变为谈笑风生，愁云密布的脸上，开始出现笑容。

于凤至在雪窦山住了大约一个月，就回上海去了。接着来的是赵四小姐。据邱回忆：“在这段期间，于凤至和赵绮霞是轮流来陪伴张的。每逢周末，这个由上海乘轮船来宁波，那个就由宁波乘江轮去上海。她俩也曾共同住在一起过，相处得很和睦，不过时间很短。”

1937年3月，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省的儿子张闾琳也从美国来到了雪窦山，张学良非常高兴。张闾琳当时只有6岁，由于他是在美国长大的，不会说汉语。邱秀虎说，如果他要吃蛋炒饭，会说成是“我要吃饭炒蛋”。张闾琳走的时候，张学良夫妇都恋恋不舍，赵四流下了眼泪，“当年驰骋疆场的少帅也不免动了儿女之情，眼眶都润湿了。”

对于凤至和赵四带来的东西，特务们都要进行检查，怕他们暗中携带枪支弹药。但是，碍于张的身份又不敢太过分，于是每次于或赵来的时候，都是派副官应汉民到宁波，以迎接的名义，授意宁波丨警丨察局在轮船码头进行检查，但始终未查出什么名堂。

事实上，张学良夫妇对特务们都很好，经常给他们一些礼物，一次，于凤至从上海来，带了很多东西让刘乙光分给大家，“每人珍珠罗翻领汗衫一件，卡叽布短裤一条；队长和队附另加送派克钢笔一支。”

看守张学良的特务们，以南方人居多，只有邱秀虎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而且又负责一些行政事务，跟于凤至有时能聊一聊。据邱说：“记得在炎热的暑天，张将军每天外出时，我大都跟随。因为太阳暴晒，有两次我又没有戴草帽，真是汗流浃背，汗衫也脱了，结果后背晒起了水泡，疼痛难当，睡觉也极为不便。于凤至知道了，她亲自拿药膏给我擦背上有水泡的地方。这件事，至今我印象还很深。”

邱秀虎有个毛病，特别怕打针，1937年夏，不知因为什么传染病，大家都打了疫苗，邱坚决不打，说“打针反应我受不了，我愿意害霍乱病，宁死了都不打针。”张学良听了跟他开玩笑说：“你害霍乱病死了不要紧，传染给我们，怎么办?不行，不行，还是要打哟!”邱还是不打，于是，张就拿了两片药给邱，说：“我算怕你，这是德国拜耳药厂的防疫药片，与注射打针有同样效力，又没有任何反应，快吃了吧!”

谈到张学良的“读书”，一开始真是拉开了很大的架势，老蒋还给他派来了一个老师。这位老先生姓步，据说是前清进士出身，奉命来教张学良学国学。

为了营造学习的良好“氛围”，不光张要学，看守张的特务们也要跟着学，于是，刘乙光奉命组织了一个“读书会”，他本人、许建业，另外还挑了几个特务，买了四书五经，准备了纸笔，煞有介事地开始学习“国学”。

最初学的是《论语》和《中庸》，每天由步老先生讲一个半小时，但效果很不好，首先是张学良没有什么兴趣，特务们就更甭提了，刘乙光是师范毕业的，可能还稍微好一些，其他的人简直如同听天书一般，不知所云。据邱说，大家都被“弄得昏昏欲睡，但还是勉强维持了六七次。最后张实在不愿意学，特务们也巴不得这个“读书会”早点垮台。在大家都不愿意的情况下，这位步老先生也感到自己这一套在这里不吃香，颇有自知之明，灰溜溜地夹着他的《论语》和《中庸》离开了雪窦山。”

其实，张学良并不是不爱看书，但他的兴趣不是“国学”。据邱秀虎说，张在溪口的书房，“有三个书架，六尺高，分三层都摆满了书，大多是哲学书籍，另有很多外国画报和外文杂志。这些书籍画刊，都是从他上海住所运送来的。”

宋子文经常在上海给张学良买书，再通过特务处给张寄过来，每次都寄来二三十本。或者是于凤至、赵四来的时候，给他带一些。特务们去宁波采购东西时，张学良也会开个单子，让他们帮助买书。

这个时期，张学良还有看报的权利，据邱说：“我们也给张订了几种报纸，如《申报》、《新闻报》、《时报》和外文的《宇林西报》等。每次报纸到来时，张都要浏览一遍。他喜欢看外国画报，我们订有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