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07)

1938年1月13日，戴笠陪着张学良来到了溪口。

在当天的日记中，张学良写到：“早雨农陪鸾妹（赵一荻）来，她见我泪流，真儿女之情也，……十一点由南京起飞，米瑞风（峰）同行，余在飞机上想此行，有何上策，上可以对得起国家蒋先生，下可以对得起多年僚属及东北父老，惶（彷徨）万虑，只有尽人事听天命。一点到，子文来接，先到文昌阁，有徐次辰（永昌）、张伯英在，张伯英谈彼去西安。”

文昌阁是溪口的一处名胜，蒋介石小的时候，蒋母王采玉就经常带着他来拜“文昌帝君”。1924年，蒋介石跟孙中山闹脾气，辞去“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于2月21日回到家乡，第一件事就是来参拜文昌阁。

回来一看，建筑已经破败不堪，于是，蒋决定个人出资对文昌阁进行修缮，并责成其兄蒋介卿经理此事。当时，蒋介卿还有点心疼钱，说文昌阁是大家的活动场所，要修，大家一起出钱，凭什么要我们蒋家肚子承担费用？蒋介石说：“兄长不必多言，我自有道理。”

修好以后，蒋介石将文昌阁改名为“乐亭”。1927年8月14日，蒋介石“下野”，回到溪口，遂将乐亭作为他的别墅和书房。就是在这里，蒋介石对他倾慕已久的宋美龄小姐展开了感情“攻势”，并如愿以偿地于当年12月1日与宋结为伉俪。

按：当时蒋介石给宋美龄写了一封求婚信，这封信颇见水平既情真意切又不失身份。此时，陈布雷已经来到蒋的身边，不会连这封信也是陈“捉刀”吧：

“余今无意政治活动，惟念生平倾慕之人，厥惟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据实所弃，万念灰绝。曩日之百对战疆，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幻梦。独对于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不久前，蒋介石回到溪口，住在蒋母墓庐慈庵养伤，将文昌阁安排给了张学良，让他“读书改过”

戴笠自然不可能总在溪口陪着张学良，他选择了特务队长刘乙光作为看守长。

刘乙光，1898年生，湖南永兴人。军校四期政治科毕业。

跟特务处的许多人一样，刘乙光也是教师出身，毕业于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学校的时候，刘乙光有个同乡加同学，叫黄克诚，俩人关系不错，毕业时，黄劝他到广州去投身革命。二人遂结伴来到广州，刘乙光顺利地考入军校四期政治三队，同一队的同学中，有一个日后名垂史册的人物，那就是率八百孤军死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另外，还有日后成为特务处同事的娄剑如、还有在船上与周伟龙“比赛戒烟”的刘凤轩。

黄克诚并没有进黄埔，而是根据党的安排，考入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毕业后适逢北伐，黄被派到北伐前敌政治部搞宣传，大革命失败以后，黄克诚回到家乡搞武装暴动。

1928年10月，湘南暴动失败，黄克诚准备到上海与组织接上关系，千辛万苦来到南京，盘费用尽。于是，黄克诚去找他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另一个同学，军校一期的曹日晖，想跟他借点钱。

曹日晖也是湖南永兴人，此时是国民革命军中的一个团长，他不愿惹这个麻烦，但也没有出卖黄，对他说，我们的另一个同学刘乙光，现在中央军校工作，你去找他吧。

刘乙光同样参加了北伐，在武汉与部队分开，几经辗转来到南京，在中央军校帮忙，他借工作之便将黄等带到上海，并定期接济他生活费。不久，刘自己在中央军校的那份工作也丢了，帮不了黄克诚了。

经过许多波折，黄克诚找到了组织，并被派回武汉进行秘密工作。在湖北，黄、刘二人再一次不期而遇，此时，刘乙光任国民革命军第2师第2旅少校训练官。刘对黄，依然是那么热情，帮他伪造了小学教师的简历，并介绍他到第2师政训处训育科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授少尉军衔，为黄找到了一个掩护身份和经济来源。

此时的第2师政训处，处长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康泽，但此时，他那支令人望而生畏的军委会“别动队”还没有成立。

1930年初，我党在武汉的组织被敌人破获，牵连到黄克诚，因此，组织决定令黄立即转移。恰在此时，第2师政训处撤销，所有人员均被遣散，这下正好省了黄克诚的事，免得向部队请假了。否则，干得好好的，突然不干了，显得十分不合乎情理，万一引起怀疑，还可能会牵连到刘乙光。

据黄克诚回忆，当他离开部队时，康泽还曾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黄说打算回老家去当教师，康说：“那很好嘛。”

黄克诚又去向刘乙光辞行，对自己今后的行止，黄没有隐瞒，“据实以告”，刘则表示，自己也想去当红军，等把家属安排好，就要去苏区。

刘乙光几次出手出手相助，给黄克诚留下很深的印象。晚年，他在《黄克诚自述》中说：“我对刘乙光这位同乡可谓有点患难交情了，通过这一段的相处，我感到他是一个乐于助人有能同情革命的人。”

从此，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刘也没有去苏区，而是像黄克诚所说的，“他以后又向右转，完全投到反革命一边去了。”

1932年，刘乙光被戴笠看中，选入“洪公祠特训班”第一期受训，毕业后留在南京特务处本部工作，1935年升任特务队队长。

刘乙光是一个非常刻板的人，执行上级命令丝毫不打折扣。因此，被戴笠选来“管束”张学良。

这个任务其实很难完成。

其一，张学良虽被判了十年，但已经“赦免”，从形式上讲，张是自由的，管束一个“自由”人，先就理屈。

其二，张学良曾经是陆海空军副司令，在他面前，刘乙光不过一个无名小卒，要搁过去，刘乙光想见张副司令的面，上报纸上找去吧。别说刘乙光，像李烈钧这样的老前辈，都忌惮张学良“国军一级上将”的地位。

其三，张学良不仅是老蒋的义弟，也是戴笠的义弟，这可怎么“管”法，深了不是、浅了不是。既要给他一定的自由度，又不能让他跑了，更不能让他死了；既不能惹他生气，又不能跟他走得太近了，更不能逢迎；既要监视他的一切活动、随时报告，还不能引起张学良的反感。否则，以张的身份地位，虽在监禁中，要想给这几个小特务出难题，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最难的，还得说是保证张的安全，别叫东北军给劫跑喽。到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刘乙光带着张学良东跑西跑，最担心的就是张的安全，哪怕自己死了都不能让张死了，整天提心吊胆，苦不堪言。

从1937年到1962年，刘乙光陪伴了张学良25年，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比于凤至在张学良身边的时间还多一年。

这25年，张学良固然处于被幽禁的状态，而刘乙光又何曾有过自由。

25年是何等的漫长，张学良固然很清楚，刘乙光的内心，又何尝不是冷暖自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