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06)

除了休假、出殡、养伤，老蒋到奉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事宜。

1937年1月4日，老蒋给国民政府呈了一个文，要求“特赦张学良”,其中称：

“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钧府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海空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十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绳，情罪俱当，从轻减处，已见宽宏。……当今国事多艰，扶危定倾，需材孔亟。该员年力富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澈悟，倘复加之衔勒，犹冀能有补裨，似又未可遽令废弃，不为开迁善向上之路。”因此，老蒋建议“将该员应得之罪刑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借瞻后效。”

同日，国民政府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

“严加管束”的地点，老蒋选在了自己的老家奉化溪口，让张学良来“读书悔过”，一方面，这地方与世隔绝，可确保安全；一方面，西北方面已经有鼓噪起来的迹象，需要随时令张学良配合做安抚工作，把张放在身边，“耳提面命”，比较方便。

张学良转到溪口，“临时看守”黄仁霖自然不可能跟着走，这个事情，当仁不让地应该由特务处来承担。

“勤王“归来的戴笠，此时正红得发紫，心情舒畅得不得了。回到南京的第二天晚上，他就找到了蒋介石身边的特务股股长黎铁汉，一通暴吹。

按说，黎铁汉和他的手下是应该陪着蒋介石去西安的，事实上，黎铁汉也确实给老蒋呈了文，要求随侍西安之行。

为什么没去成——这事要问蒋孝先。

1935年，蒋孝先的宪兵3团被日本人挤出北平，改驻重庆，蒋孝先则留在南京，任侍从室第一处第三组组长。这下可好了，原来直属侍卫长的侍卫各组，均降一格改为“股”级单位，这样一来。原本直属于侍从室的黎铁汉，等于凭空多出来一个上级蒋孝先！

蒋孝先亦是眼高于顶的人物，背着黄埔一期的金字招牌，又是蒋介石的亲戚，寻常没人招惹他，搞得骄狂无比，眼睛里没谁。用张毓中的话说：“他的出身与背景更非一般人之所能及，在当时被公认为日后必会飞黄腾达、不可一世的重要人物。

这样一个人，戴笠派来这几个小特务，怎么能入他的“法眼”！

张毓中说：“当蒋组长接事之初，因为种种政治渊源，我们已有寒冬即将来临的不祥预感。不过我们仍天真地认为，以蒋组长的才智与气度，应当不会有门户之见。谁知就在极短期间之内，蒋组长所流露出来的冷漠与轻视，比以前的宣侍卫长更加令人难堪。他视我们如一般宪警，甚至要我们担任岗哨工作，他对我们特务股的轻视，几乎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

按：“宣侍卫长”指宣铁吾。其实宣原本对黎铁汉等人很器重的，是特务处自己把事办“拧”了，结果与宣铁吾关系搞得很僵，这件事以后再说。

1936年9月，老蒋飞广州处理“两广事变“的善后事宜，9月24日回到南昌，从此一直到西安出事，特务股与蒋介石之间，就被蒋孝先隔离开来，始终处于“投闲置散”的境地。黎铁汉曾往西安发电，“请示特务股人员行止”，蒋孝先连理都不理。张毓中说：“被打入冷宫的的感受，真有说不出的凄凉。”

据张毓中回忆，蒋回到南京之后，马上追查特务股为什么没去西安，黎铁汉把自己给蒋孝先的密电底稿给他看，老蒋看后“默然不语”。

是啊，蒋孝先命都没了，还能说什么呢。

同时，张毓中很自信地认为，如果特务股随从蒋介石去西安，“情况必大不相同”，他说：“我们特务股的工作大致分成经常与临时两种。领袖巡视各地时采取的是临时警卫，也就是针对当时当地的情况作资料搜集，配合领袖的节目和行动拟定警卫计划，并和军统局、宪兵等单位密切配合，周密地负起护卫领袖安全的任务。”

张毓中说：“东北军分子复杂，军心不稳，被中共渗透的情报，早已不是秘密。照理说领袖去西安，理应提高警觉，加强警卫部署，采取严密防范措施才对。而西安之行，不但特务股被排挤留在南京，侍从人员也毫无警觉之心，对叛逆部队的调动、实施戒严、包围华清池等的一连串行动，居然一无所知。……以这次西安事变来说，叛军深夜戒严部署等行动，不可能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然侍卫人员居然毫无警觉戒备。”

张毓中认为：“这并不是说特务股去了西安，事变就不会发生。但我们自信，至少会发现一些叛军的行动迹象。”

同时，张毓中也说：“不过，退一步来说，如果我们去了西安，我们也可能早已为国捐躯，一去不返了。”

因此，戴笠一回来，就找到黎铁汉，研究进一步加强安全工作的措施，同时顺便炫耀一下自己“舍身救主”的光荣业绩。

黎铁汉与张毓中的关系很好，曾对他讲了与戴笠谈话的情况。当时，戴笠是这样说的：

“我知道了西安事变后，内心的悲痛简直无法形容，当时只想已死以报知遇之恩，但冷静一想，事变真相未明，领袖生死未卜，我要做的事还有很多，而且死要死得轰轰烈烈，要有交代，更要紧的就是先要知道领袖是否受到伤害。”

“对去西安，我早有应变的计划和措施，并作了最坏的打算，嘱咐（郑）介民、（毛）人凤兄等作后事准备。想到此行任务之艰巨，临行之前，免不了生离死别，凄苦悲痛，泪流满襟。”

“我自信长于分析，有应变能力，只要我能随夫人同机到西安机场，再同车到西安见到了张副总司令，我相信就有死里逃生的机会。我和夫人同机同车抵达西安，由于保密的成功，以及夫人的爱护，在对方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我终于成功的会见了张副总司令。”

“我和张副总司令有深厚的友谊，当他看到我出现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迟疑了片刻俊对我说：‘你不该来的，我没有把握保障你的安全。……’”

“我严肃沉痛的回答：‘我是来求死的，只要知道领袖平安，我就定死也瞑目了，但定我要死，也一定要死在你副总司令的面前……’”

“最后当我见到领袖时，蒙领袖关爱慰勉，感慨的说：‘总理蒙难时，在极危险的情况下，我单独前去侍奉左右，今日我有难了，又有谁呢?’很明显的，领袖足诧，在众多学生中，只有我冒险赴难，我听了悲喜交加，激动得泣下成声。”

戴笠这一番话，前面讲的，基本合情合理，最起码靠谱。到最后引述老蒋这一句，即“总理蒙难时，在极危险的情况下，我单独前去侍奉左右，今日我有难了，又有谁呢”，恐怕就说不清了，反正谁也不可能找老蒋去核实。

但是，不管怎么样，西安事变，使老蒋对戴笠的信任又加深了一层，这是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