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04)

处分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

12月29日，军事委员会组成高等军法会审“审理”张学良案件，审判长，派的是老资格的军界泰斗李烈钧，审判官则是朱培德和鹿钟麟。

李、鹿二人，都与张学良有些渊源。

对于张学良来说，李烈钧是他的父辈，虽然李此时仅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的虚职。早在李跟随孙中山的时候，就认识张学良；鹿钟麟则与张学良是拜把子兄弟。让他俩来审张学良，老蒋多少有点“成心”，故意难为人。

朱培德这个人，亦是奇人，观其一生。为孙中山、为蒋介石、甚至为我党，都立过大功勋。值得说说。

朱培德，1888年生，云南盐兴人。

朱培德出身于云南陆军讲武堂，与同班的朱德被并称为该校的“模范二朱”。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设大元帅府，以朱培德兼任大本营参军长。1925年6月，朱培德曾平息杨希闵、刘震寰叛乱。

北伐开始以后，朱培德奉调江西，1927年2月，任江西省主席兼第五路军总指挥，从此成为“江西王”。

主政江西期间，正逢老蒋“清党”，对此，朱培德采取的是网开一面的方式，对所有共产党人发足差旅费，并派专车将他们送往武汉，并说“朱某决不给兄弟们为难”。

7月下旬，朱培德发现自己的手下、同学、时任第五路军军官教导团团长的朱德有“异动”，为避免牵连自己，朱培德“躲”到了庐山休养，将南昌交给了朱德等共产党人。不久，南昌起义成功，打响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武装的第一枪，客观上讲，朱培德是有功的。

1931年12月，朱培德内调“中枢”，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总长。等于是主动放弃了自己在江西的割据。为表示酬庸，蒋介石于1935年3月27日，授予朱培德一级上将军衔。

西安事变爆发，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的朱培德力排众议，与宋美龄等主张政治解决，不仅避免了战争，还救了老蒋。

然而，此后不久，朱培德竟然以49岁的英年早逝。就在“军法会审”张学良之后不久的1937年2月，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期间，朱培德在患病接受治疗时，因注射抗贫血药物引起中毒，延至17日，终至不起。临终前还特地叮嘱“不要为难叶小姐(为他打针的护士)”。

朱培德病逝后，老蒋夫妇为表示追思，坚决表示要为朱守灵，最后蒋介石被强行架走，由宋美龄代表他守了一夜。

张学良是陆海空军副司令，审他，没人爱干这事儿。但是也没办法。据鹿钟麟回忆：“李烈钧受命主持这次高等军法会审，不会不明白蒋介石要什么把戏。因此，他对朱培德保持一种非常慎重的态度，处处表示自己对这个任务的认真负责，他对鹿钟麟则不然，暗中一再露出没有信心。”

对此，鹿建议：“问而不审是上策，审而不判是中策，问、审、判全承担下来是下策，我们应该力守上策，不得已适当地兼取中策，下策万不可为。”李深以为然。

李烈钧后来也说：“我被特任为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审判张学良的消息，京沪各大报纸均予披露。中央很多要人都来找我，询问处理此案的意见，其中以宋子文和傅汝霖两人最为关心。他们先后来找我详细询问处理此案的意见。我回答说：‘我个人没有什么意见，一切秉承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意旨办事。’”

12月31日，高等军法会审开庭。整个审理过程简单得出奇，从记录上看，李烈钧一共问了8个问题。张学良的回答更简单，8个问题，他是一块回答的，加起来一共700来个字。总括起来是三个意思：

第一，“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及地盘金钱等，完全为要求委员长准我们作抗日一切的准备及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抗日一切力量起见。”

第二，“我们的行动，本不是要开枪的，也无要损害任何人的。不幸行动中统制不良，尤是邵先生翼如（指邵元冲之死），我们心中真是十分不安。”

第三，“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愿领罪的。”但是，“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

当时，张学良在法庭上一度十分激动，据张后来在《杂忆随感漫录》中回忆：“我到南京之后受军法会审于军事委员会。会审委员为李烈钧、朱培德、鹿钟麟。李烈钧拿出来预备好了的十几个纸条，向我发问；有的是，你是受了何人的鼓动？为什么，你怀有什么野心？等等。我闻之深为气忿，我想他们是拿我当作什么人？立即回以强悍不逊的言词。”

这时李烈钧看他情绪过激，让人拿来纸笔，嘱他笔述。同时，李还意味深长地说：“汉卿，这是有关历史的大事，将垂之后人，对你有重大关系，望你好好的写。”

鹿钟麟也劝张学良说：“审判长待人诚恳宽厚，汉卿幸勿失此良机。”

对李烈钧在关键时刻的照拂，张学良十分感动，他说：“关于这一点，使我对李协和（李烈钧字）永怀不忘。”

但李烈钧能做的也就仅此而已，改变不了全局。

当日，高等军法会审做出判决：“本案被告张学良，劫持统帅，强迫承认其改组政府等主张，有该被告之通电可证。至戕害官员，拘禁将领，均系公然事实，虽属其部众之行为，但该被告实为主使发动，已极明显，自应负其罪责。”“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当天，王中立还在北极阁等候张学良“受审”回来，他回忆：“……三十一日晨起，即知张将军已由宋子文陪同受审去了。约九时，我正在楼上用饭，秦靖宇坐在桌旁和我闲谈，忽然上来两个人，便装，其中一人端着枪，叫我‘举手！’检查后离去。我才知在楼下住的八名副官已被缴械，而且移走了。”

“约十一时，宋子文回来了，他手拿一封信，交我看，是蒋写给他的，至少有三页八行，字也大，总的意思是说五天后一定使张将军返回西安。宋也和我说：‘审判是走个手续，五天后保证回西安，我姓宋的不骗人。’”

“姓宋的”确实没有骗人，骗人的另有其人。

五天转瞬即过，王中立没有等回张学良，他等不回来了。

高等军法会审宣判完毕，张学良就被送到孝陵卫的孔祥熙别墅，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生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看守他的，正是一个星期之前，还是他的阶下囚的黄仁霖。

12月29日，正在上海家中的黄仁霖接到蒋介石的电话，令他立刻赶回南京。

黄仁霖回忆：“我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命令总是命令，当天早晨我又离开上海。一到南京，就去见蒋先生。

老蒋的命令，令黄仁霖感到十分意外：“汉卿正要在首都接受军法审判。在这个时期，我已把他安排在孔先生在中山门外的乡间住宅内居住，我要你去照料他。安全措施都已经部署好了，但是我要你去负责办理。我相信你必能对这项很微妙的任务，妥善处理。”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张学良与黄仁霖“主客”异位，黄只能慨叹造化弄人。

同时，黄仁霖“经仔细想过之后，看来亦只有我才能处理此项困难的情势，所以我决定尽力而为之。”

黄仁霖很能体察老蒋的心思，这是因为：

首先，“这些派来看守他（张学良）的警卫人员。其中有宪兵、便衣、安全人员，以及我由励志社调派过去的厨司、侍者等人员。后者我相信他们不会去做任何伤害别人的事的。至于前者，我就无法完全信任，他们会不会自作主张，擅自行凶。有些人的情绪非常激烈。许多由各单位抽调出来的宪兵、便衣和安全人员，他们的同事，有很多人在西安事变中受伤，甚至被杀死。他们仇恨张学良，并且发誓要为他们死去的同事报仇。”

“第二个面对的问题，是张学良的可能逃跑，或转变为悲观，而自寻短见。”

当时，张学良的情绪很不稳定，据后来曾见过张的戢翼翘回忆：“（在高等军法会审上）问完了，张签了字。法庭有人说：‘送副司令。’把张送出来，乘车到‘孔祥熙别墅’。这别墅正对中山陵，有两铁门，没有其他人住这里面。张一进门，外面武装警卫即开始戒备，显然张失去了行动自由了。张看这情形，发急了，大拍桌子，他又佩了手枪，没有人敢去见他。

老蒋说的不错，这确实是一项“微妙的任务”，只有交给黄仁霖才能放心。

于是，黄仁霖召集看守们谈话：“各位宪兵和安全人员朋友们，我们大部都是军人，军人的主要信条是服从命令。我知道各位现在对我们的客人，情绪都很激动。事实上，我和你们有同样的情绪，因为我在西安被囚禁了12天。但是蒋先生给我的命令，是要我照料我们的客人的安全和舒适，并且要注意，不能有任何事情惊扰他。”

“我们都很高兴蒋先生能够安全归来，但假如他在西安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论是不是张学良所要做的，全国都会相信这是由于他的命令所造成的。现在局势反过来。张学良正在这里将要接受军法审判，没有人能知道。如果他在这个‘乡间住宅’内遭遇到任何事情，不论是不是蒋先生的主意，全国都会相信这是蒋先生的命令，而要由他来负责，你们说是不是这样的？”

“让我告诉你们吧。蒋先生对我的命令，并经由我转告你们的，那是我们须对张学良妥为照料，并且注意，不要让任何事情在他身上发生，要他平安无事，所以千万不要做任何不符合蒋先生命令的事，你们说对吗？”

经过黄仁霖“苦口婆心”的劝说，大家“一致同意我的说法”。

为了稳定张学良的情绪，黄仁霖“有好几次试着想和他谈话，以期解除他的孤单寂寞，但是他却不愿接口。”后来，黄送给他一本《圣经》，并在《圣经》上写了一句话：“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你，就像它所帮助我的一样。”但是，至少在那个时候，张学良对于基督教还没有任何兴趣，黄仁霖说“我却没有看见他对这本书潜心阅读。”

不过，对黄仁霖的好意，张还是心领了，“当他在被扣押的这段日子里，张少帅的表现好得像一家人。他没有做任何会使我们怀疑的事情。”

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1月，张学良被送到浙江奉化，从此跟他就伴的，就是刘乙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