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02)
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安全抵达洛阳。
据时任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军事教导总队第八队队长的张国威回忆：“12月25日下午6、7点钟，洛阳西宫军分校的校本部忽然鞭炮齐鸣。全体教职员及学院、学生等走上街头，列队迎接蒋介石。洛阳分校主任祝绍周赶到机场，见蒋出现在机旁，他就带头高呼：‘蒋委员长万岁！’祝见张学良走出机门，又带头喊：‘打到张学良！’教职员及学生们也随着喊。这时，蒋假意怒目高叫：‘祝主任，你干什么？你喊打倒我好了！’‘打倒张学良’的喊声即时停止下来。蒋介石走到张学良跟前，两人握手。蒋故意谦让，伸出手表示请张先行，张让蒋先行，于是两人登车而去，当日他们都住在西宫分校招待所。”
在洛阳照顾他们的，依然是忠心耿耿的“大内总管”黄仁霖。
黄是乘当天的第二架飞机“逃离”西安的。
据黄追述，当宋美龄走的时候，曾告诉他：“蒋先生和她当天下午离去。她要我随后收拾一下。”宋还告诉黄，第二天还有一架飞机，载黄仁霖等回南京，并特别叮嘱，不要忘记了蔡妈。
黄仁霖回忆：“在我收拾好了行李之后，我设法弄到了一辆车，然后，开始把蒋先生和夫人的私人衣服物品，一一收拾起来，并把宋的秘书、夫人的蔡妈找到。我心里在想，假如我能离开西安，我情愿在当天下午晚一些走，也比等到明天要好一些。在和驾驶员谈过之后，我们决定，即使要死，也情愿死在西安以外的地方，还比较好些。”
按：“宋的秘书”是指宋子文的随从秘书陈凤扆与陈康齐。
这样，黄仁霖的飞机于当天晚些时候降落在洛阳，当时天已经黑了，黄仁霖说：“洛阳的机场，用火炬照耀着，俾使我们的飞机能在夜间降落。”
黄仁霖也被安排住在中央军校洛阳分校，他说：“当我走到洛阳的军官学校时，蒋先生等一行人就在那里住宿。我发现没有人照料这批贵宾，所以就自告奋勇，包办一切。我成为他们的秘书、副官、干部人员，并在他们的全部行程中照料一切，一直到回南京。”
12月26日上午10时许，蒋介石夫妇改乘“容克”型专机离开洛阳，12点20分抵达南京，陪同他们的是端纳和黄仁霖，当然，还有戴笠。
当时欢迎的场面极为宏大，据《申报》报道：“蒋委员长平安返京，各界昨日热烈庆祝，全市悬旗庆贺，纷纷致电慰贺，各交易所市价昨日一律升腾。”
但蒋介石顾不上这份热闹，他向前来迎接的国府主席林森等人“鞠躬致谢，并向诸人答礼”，随即匆匆离去，带着他的“文胆”陈布雷一同前往自己的官邸。
老蒋要做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据陈布雷在日记中记载：“26日中午往机场迎接蒋公，随至官邸，蒋公授余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记录，于五时前赶成文，即《对张杨之训词》也。”
老蒋要第一时间公布西安事变的“真相”，同时还要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件事必须抓紧。
在“训词”中，蒋介石首先对张、杨的“勇于改过”做了充分的肯定：
“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来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仅有关中国之存亡而已。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强勉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自来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
接着，蒋介石又做了自我批评：“以言此次事变之责任，当然尔等二人应负其责；……。天下事一切均有造因，此次事变之造因，即由我自己疏忽而起，以致发生如此毁法荡纪之事，使中枢忧劳，人民不安，国家受其损失。余抚躬自问，实无以对党国，无以对人民，不能不向中央与国民引咎请罪。”
接着，蒋话锋一转，“须知国家不能没有法律与纲纪，尔等二人是直接带兵之将官，当然应负责任，应听中央之裁处；……。余身为统帅，教育不良，使部下有此蔑法坏纪之事，余当然应先负责，向中央引咎请罪，并以尔等悔悟之意，呈于中央。尔等此次觉悟尚早，事变得免延长扩大，中央当能逾格宽大也。……。余平日教人以‘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之四语；上官对部下教率无方，即应负责。故此次事变，余愿以上官资格负责，尔等应听中央之裁处，而尔等之部下则不必恐慌也。”
在这里，老蒋明白告诉张、杨，西安事变不算完，“中枢”会有所表示的，要处分的。但是，张、杨必须妥为约束部下，不能出乱子。
以上，基本是重复他当面对张、杨说过的话，再对全国人民讲一遍。
接下来，老蒋还要与张、杨辨辩理，他说：“吾人之生命可以牺牲，而国家之法律纲纪不能迁就；身体可以受束缚，而精神之自由绝不能受束缚。余对中央与国家之责任，余一息尚存，决不敢丝毫推诿或放弃。”
因此：“尔等屡次要求余签字与下令，余始终拒绝。以人格事大，生死事小也。……。如余为部下威力所屈，临难求免，则余之人格扫地，即等于中华民族之人格扫地以尽。”
在这里，老蒋一是在告诉国人，自己并没有签“城下之盟”；二是告诉张、杨之所以不能签字画押的原因。
后面的话，才是“训词”中最重要的内容：
“总理昔日训示吾人，必须恢复民族道德，方可以挽回民族；所谓信义和平，均系民族至要道德。余十余年来所致力者，全为团结精神，统一国家以救国，而尤重于信义。余向来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语。凡与国家民族有利益者，余决不有丝毫自私之心，且无不可以采纳，亦无不可以实行。中央数年以来之政策方针，亦唯在和平统一、培养国力、团结人心，不忍毁损民族之力量。故此次事变，尔等将余留居西安，则引起战事之责任，即应由尔等毁坏纲纪之举动负之。现在尔等既表示悔悟，则余可请求中央；中央必仍本爱惜国力之精神，自有妥善处置，以挽救国家之危机也。”
这段话，其实是一个政治宣言，老蒋以“余决不有丝毫自私之心，且无不可以采纳，亦无不可以实行”的说法，委婉地告诉张、杨，也告诉国人，尽管自己没有签字，但他将遵守自己的诺言，在大政方针方面有所改变，以“挽救国家之危机”。
最后，老蒋再次严厉警告张、杨：“应绝对服从中央命令，一切唯中央之决定是从，而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国运，此即所谓转祸为福之道也。”
蒋介石的这篇“训词”，从文体上看，有点像“罪己诏”。但从内容上看，除了检讨自己“余平日一心为国，一心以为精诚与教令可以贯彻于部下，绝不重视个人之安全，防范太不周密，起居行动太简单，太轻便，太疏忽”以外，通篇都是在指责他人，骂张、杨、骂“反动派”，看不出一丝一毫对过往的反思。
但不管怎么说，蒋介石以“言必信，行必果”的说法，表示“必仍本爱惜国力之精神，自有妥善处置”，总算是认可了自己在西安的承诺，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这么大的一篇文章，陈布雷几个小时就给整出来，着实无法想象。包括为老蒋起草庐山讲话的程沧波，都是一挥而就，笔不加点，真是了不起的文才！
办完了这件大事，老蒋要考虑的，就是怎么处理他那位惹了大麻烦的义弟张学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