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201)
从12月15日被张学良扣留，黄仁霖已经在监禁中关了11天。
黄回忆：“以后的11天囚禁，真是痛苦，并不是他们给我严酷的待遇，而是我很关切将来会有何种遭遇。第三天过去之后，我盼望能有些军事行动的迹象。如果不是轰击的枪炮声，或作战行动等，其他如空中侦察，投掷传单，或者即使是轰炸也是好的。由于处在不明情况中，对我真是一桩苦事。但我并不在为自己担忧，我的理论是我的生命和命运已和蒋先生连在一起了。如果他能够正正当当地安全脱险，我自然也会被释放的。如果对蒋先生发生任何不利，我知道，他们是不会让我活着离开西安的。”
12月25日这一天，黄仁霖说：“圣诞节的清晨，曙光明亮而洁净。太阳已将地上的雪花融化了，我正在懊丧，要在囚牢中度此普天同庆的佳节。我的确有一点思乡病，想到正在病中的妻子，她还不知道，我竟已入此虎穴，又想到我的两个小孩，都在上海，以及南京的双亲。但当我想到国家的命运，现正在倒悬中，像我这样一个渺小的个人，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我把口袋中的《圣经》拿出来，重新再温习耶稣降生的故事。”
当天上午大约十点，来了一个副官，坐着吉普车，说张学良叫黄仁霖去，黄很紧张，以为是要“枪决”，于是“连外衣也不曾穿，照相机亦不曾带。”
但很奇怪，他发现自己被带往“蒋先生所住的宅院去”。
一下车，就看到了端纳，他走过来，很高兴地说：“嗨，仁霖，祝你圣诞快乐!”
黄仁霖不知就里，说：“还有什么快乐可说的?”
这时，端纳凑在他耳边轻声说“我们正要出去了!”
黄仁霖大喜过望，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感受，说“这个消息好像在我臂上刺了一针”。黄说：“那才真是圣诞快乐了!”
这是，黄听到“墙外蒋先生告诫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们的尖锐而响亮的声音，责备他们鲁莽、反抗的举动，并且可能相反的，已使国家受到了打击。”
确实，蒋介石正在给张学良、杨虎城“上课”。
这个时候，蒋介石还不知道张学良会亲自陪同他回南京，因此，自己这一走，西北就成了张、杨的天下，自己又已经允诺他们不再“剿共”，以后，天知道这俩人还会干出什么事来！
再说了，作为“革命领袖”，让两个下级给关了两个星期，临走了，如果不对他俩说道说道，任谁也是说不过去的。
因此，当宋美龄告诉蒋介石“可以行矣”的时候，蒋说：“且暂缓行，余等行前须与张学良及杨虎城作临别训话以慰谕之。”
于是，蒋介石“命（张学良）约虎城来见。”据宋美龄回忆：“当杨虎城率卫队若干人来时，空气益形紧张，彼偕张径入委员长室，立正行敬礼，委员长邀其就坐，彼等皆屹然不敢动，余即进言，委员长尚病，不能起坐，故不得不卧谈，如彼等就坐，较易听受，乃始勉就椅坐。委员长与彼等语，余即在座速记。彼等闻委员长诚挚之言，余从旁察觉彼等容态，实显现一种非常感动与情不自禁惭愧之色。”
蒋介石自己在《西安半月记》里是这样写的：“命二人在余床前对坐而恳切训示之，训话毕，问张、杨之意如何，尚有他语乎？彼二人皆唯唯而退。”
宋子文则说：“委员长招张、杨训话，告诉彼等，尽管他们做法系叛变行为，但他原谅他们。他所允诺之一切均会履行。”
从这三个人的回忆看，仿佛当时的谈话十分轻松，老蒋一番“温谕”，张、杨心悦诚服。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就在他们隔壁，黄仁霖听得清清楚楚，他说：“我感觉到这篇训话已经太长了些，而且恐怕张、杨二人会改变他们的决定，那么，所有一切不是都要成泡影了吗?”
这时，宋美龄来找黄仁霖，告诉他，“蒋先生和她当天下午离去。她要我随后收拾一下，最后命令说：‘不要忘记把蔡妈带出来，这是我忠诚的女佣。有一架飞机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你们可以明天出来。’”
蒋介石的“训话”大约有半个小时，谈完已经4点了。据宋美龄回忆，他们“急整装行，委员长与余偕张学良共乘一车，张径就车之前排坐，子文端纳与杨虎城另乘一车。车抵飞机场，径开至张坐机之门旁，机已开热备用，一声怒吼，离地腾空上升，余夫与余乃向西安作愉快之告别。”
只是，谁也想不到，张学良，也与他们同机飞离西安。
说到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这件事，不要说今天的我们不可理解，即便在当时，也没有多少人赞同。包括被他扣押的老蒋本人。
据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回忆：“临发时，张坚请同行，余再三阻之，谓：‘尔行则东北军将无人统率，且此时到中央亦不便。’”
蒋介石的话，说得很委婉，但很重要。他说的是两件事：第一，你张学良走了以后，东北军恐怕要闹起来；第二，西安事变，扣押“领袖”，不是小事。你在西安待着，谁也奈何不得你，总不能发兵来抓你吧。问题是如果你回到南京，到那时既由不得我蒋介石，更由不得你张学良。所以，你还是不去为好。
老蒋说的是实话，他是在给张学良打“预防针”：一旦到了南京，西安事变这么大的事，不可能就算了，到时候，“勿谓我言之不预也”。
对此，宋美龄在回忆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张说，彼已决心随委员长赴京，委员长反对甚力，称无伴行之必要，彼应留其军队所在地，并以长官资格命其留此。”
然而，张学良没有听从老蒋的“忠告”，只是说“一切已嘱托虎城代理，且手令所部遵照矣。”还是上了飞机。当时宋子文的随从秘书陈康齐在日记中也说：“蒋夫人和宋博士扶着委员长上了飞机。令我们惊讶的是，少帅也上了飞机，他坐在了飞行员边上。”
这些回忆，足见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不但不为他人所理解，甚至在他上飞机之前，除了蒋介石夫妇，任何人都不知道他会出以此举。
一直到今天，都还有人埋怨张学良“愚忠”，幼稚，你跟蒋介石讲义气，老蒋却不跟你讲这一套，跑到南京，纯粹咎由自取。
这些看法，不能说完全不对，作为政治家，张学良肯定不够格，因为他本来就不是搞政治的；作为军人，张学良也缺乏一种“狠”劲儿，多少有点儿婆婆妈妈。
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张学良确实有张学良的苦衷。
首要的一点，张学良必须要对老蒋的安全负责。张学良心里清楚，释放蒋介石，并没有在张、杨集团内部真正达成共识，许多人，包括杨虎城、包括他自己的手下，是激烈反对的。万一老蒋的飞机上了天，下边谁开一炮给打下来，那可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既然保证不了不出事，那就只好我也上飞机，谁要打就连我一块打。
这是于公，于私，张学良也有难办的地方。
首先，老蒋跟张学良是结拜兄弟，结果被张学良抓起来，搞得“革命领袖”颜面扫地。因此张学良必须摆出“负荆请罪”的姿态，陪他去南京，表示认错，帮老蒋把这个面子圆回来。
从这一点看，张学良对老蒋，真是一百一，谁这辈子交这么个朋友算值了。
另外，张学良的成长经历有点特殊，既有“山大王”天不怕地不怕的基因，又受过些西方文化的熏陶，讲究“骑士”风度，对就对了，错就错了，该承担的责任就要承担，该接受的我坦然面对，既不害怕，更不会去逃避。
宋美龄回忆说，当时“张对余解释，谓彼实有赴京之义务，盖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次事变全部之责任，同时彼更欲证明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余等深知此次事变，确与历来不同，事变之如此结束，在中国之政治发展史中，可谓空前所未有。”
另据戢翼翘回忆，当时戴笠听说张学良要亲自陪蒋回南京，当时就跪在地上连说：“伟大！伟大！”
按：当时戢翼翘还在软禁中，他所讲的，当是听他人所说。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张学良恐怕也把这事看得有点简单了。以为还像原来那样，象征性地给个“处分”，比如撤职、比如出洋，比如“下野”，过一段时间，这事也就算了。怎么也不会想到，老蒋会把他一关就是几十年！
由此可见，无论于公于私，张学良这一趟南京，都必须去，不像我们后人所想象的那么单纯，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
然而，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看似合情合理，不见得你就应该去做。
张学良这一趟南京之行，不但把自己的后半辈子交代了，还搭上了从父亲张作霖手里接过来的东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