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97)

黄回到张公馆，等到下午，张学良回来了，两眼通红。黄对他说，“我已经满意了，蒋先生是安全的，这样便可使得问题很快地解决。我希望就能动身，并且到达南京时，不致天色太黑。”

这时张学良突然激动起来，大声说：“你还不能走!委员长要接见你!”

黄大喜过望，马上说：“好呀!你是否愿意让我去见他呢?”

张说：“我亦没有办法，他坚持要见你呀!”

黄仁霖说：“那么，很好，让我现在就去见他吧!”

张学良说，没那么容易，有几个条件，咱们事先得说清楚。“第一，在你见他的时候，你不准和他说话。如果你对他说了任何话，你就不准出去了。”

对此，黄表示同意。

张又说：“第二个条件是你们见面时，他亦不可以对你说什么话，假使他说了，你就不能回去了。”

黄反驳说：“我如何能阻止他对我说话?他是我的长官!只能由他高兴，和想不想说话。”

张学良说：“这些就是条件，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理会这些。”

黄仁霖回忆：“在那时候，我的惟一愿望，就是去看看蒋先生，因此我对于这两个条件都接受了。

张学良亲自陪着黄仁霖去见蒋。路上，黄心想，按照张的条件，自己见了老蒋连话都不能说，岂不是很失礼，最起码得打个招呼，否则俩人见了面，大眼瞪小眼，成什么话！

经黄争取，张同意他“可以向蒋先生问好致意”。

终于见到了蒋介石，黄仁霖向他鞠了一个躬，说：“我是奉蒋夫人之命前来探望你，是否身体安好，请你多加保重，并且不要讲话太多。”

老蒋似乎知道他的难处，真的没有跟黄说话。但是，他做了一件令黄仁霖更加难办的事情。

蒋介石令身边的“看守”，给他拿来笔墨纸砚，老蒋要写一封信。

黄仁霖回忆，蒋写了第一稿之后，不太满意，又写了一张，直到第三次才定稿，然后对黄说：“我把这封信，读给你听。”

蒋介石一连读了三遍，黄仁霖明白他的意思：“这是很显然的，他要我记牢这封信。如果这封信被人搜去或遗失的话，我仍能记忆。同时只要我能活着，我就能够带这个口信。”

黄的回忆录中，并没有谈到这封信的具体内容，但是可以查到，这就是蒋写给宋美龄的遗书，内容是这样的：

“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

这个老蒋啊，也是糊涂了，这样的一封信，黄仁霖怎么可能带得出去！不但信带不走，连黄仁霖自己都走不了了！

黄的反映很快，当他一听到信的内容，马上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离开西安的可能了。他说：“当蒋先生读第一遍时，我偷偷瞧了少帅一眼，我看到他的脸色变了，变得很激动。”

黄“把这封信藏在中山装的内袋里”，告退出来。

张学良跟着追出来，用英语说：“更糟，更糟了。”

黄仁霖还在装糊涂，说：“哪里不对了?”

张学良很生气地说：“样样都错了，委员长没有信守诺言。”

张所说的蒋介石“没有信守诺言”，是因为在黄见蒋之前，张学良已经与蒋说好，蒋不能与黄谈任何“公事”。蒋在《西安半月记》中也承认，张请他“对黄勿有他言，但谓身体甚好以慰夫人。”但蒋在信中所说的“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等于是让南京进攻西安的命令，这样的信，如何能让黄仁霖带出去！

对此，黄还企图打“马虎眼”，这不过是“一封家书”，并向张学良保证“决不会加油添醋地使局势更为恶化”。

但张学良不听他的“保证”：“条件便是条件，因为委员长把内容读给你听了，你不能出去了。”接着上来“把我的衣服拉开，用强力把那封信拿走了。”

跟着，张学良派人来，将黄仁霖关到了他的卫队营。从此黄仁霖就失去了自由，直到蒋被释放。

既然信带不出去，12月20日，自忖必死的老蒋又写下了遗书，而且一下写了三份，分别写给妻子宋美龄、两个儿子蒋经国和蒋纬国，另外还有一份《告全国国民》书，相当于政治遗嘱。

这三份遗书，分别是这样说的。

给宋美龄的一份，与15日的那封信内容相若：

“贤妻爱鉴：兄不自检束，竟遭不测之祸，致令至爱忧伤，罪何可言。今事既至此，惟有不愧为吾妻之丈夫，亦不愧负吾总理与吾父吾母一生之教养，必以清白之身还我先生，只求不愧不怍无负上帝神明而已。家事并无挂念，惟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经儿远离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惟纬儿至孝知义，其必能克尽孝道。彼于我遭难前一日尚来函，极欲为吾至爱尽其孝道也。彼现驻柏林，通信可由大使馆转。甚望吾至爱能去电以慰之为感。廿五年十二月二十日中正”

按：蒋经国1925年就到苏联去学习，当时他才15岁。在此期间，蒋经国加入了共青团，在1927年蒋介石“清党”时，蒋经国曾经发表“蒋介石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却是我的敌人”的公开讲话。1930年3月，蒋经国被批准为联共候补党员，而且，老蒋不知道的是，就在他被扣押的几乎同时，蒋经国于12月15日被批准转为联共正式党员。

因此，老蒋会在遗嘱中说“经儿远离十年，其近日性情如何，兄固不得而知”，因为他对这个长子的情况，实在是有一种难于把握的感觉。

相反，蒋纬国虽然并非蒋介石亲生，但老蒋对这个义子的爱护甚至超过了蒋经国。这主要是由于蒋与原配毛福梅没有感情，连带着蒋经国也受到连累。另外，老蒋很早就“投身革命”，与家人聚少离多，等到年纪稍长，明白了为人父者的责任所在，蒋经国已经长大了，错过了耳提面命、培养父子感情的最佳时机。因此，蒋介石把对于蒋经国的愧歉，全都弥补在了蒋纬国这个“螟蛉义子”身上，成天抱着，喜欢得不得了。

蒋纬国小时候，得过一次脑炎，请了有名的西医来看也治不好，蒋介石和他的侧室姚冶诚束手无策，急得不行。当时他们住在陈果夫家里，陈果夫的太太朱明见他们俩人磨磨唧唧那个劲头，实在是看不下去。于是，朱以“大义责备贤者”的姿态对蒋说：你们两口子是出来干革命的？还是来抱孩子的！把孩子给我，治得好就治，治不好也只能听天由命！

蒋介石也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孩子交给她。朱明是旧式妇女，不听西医那一套，不知从哪里找了个偏方，狠下心来，用“恶治”的办法，大剂量地往下灌，没想到当天就见了效，再过几天就好了。当时要由着蒋介石整天抱着干心疼，闹不好蒋纬国这条小命就没了。

正因为老蒋对蒋纬国爱若己出，所以他自信“惟纬儿至孝知义，其必能克尽孝道。”

给蒋经国和蒋纬国的一份：“又嘱经、纬两儿：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属。父十二月二十日”

《告全国国民》：“中正不能为国自重，行居轻简，……。今事至此，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惟有一死以报党国者报我人民，期无愧为革命党员而已。我死之后，中华正气乃得不死，则中华民族终有继起复兴之一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惟望全国同胞对于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条：一、明礼义；二、知廉耻；三、负责任；四、守纪律，人人严守而实行之，则中正虽死犹生，中国虽危必安。勿望以中正个人之生死而有顾虑也。……蒋中正。”

由此可见，直到12月20日，老蒋还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事实上也是如此，据当天赶到西安进行“调停”的宋子文在日记中记载：“我得出之印象，委员长性命正处非常危险之状态。他们已走向极端，若其遭受失败之打击，他们甚有可能挟持他退往其山上要塞，甚或，他们可能变成一伙暴徒，并在暴徒心态下杀死他。汉卿直言不讳告诉我，其委员会”（即“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已经决定，若一旦爆发大规模战事，为安全起见，他们将把委员长交给中共。这决非凭空之威胁。”

蒋的三份遗书，于12月21日交给了宋子文，并要他拿给张学良看。

同样，这几份“遗书”，也不可能带出去。据宋说：“张扣下遗嘱，谓假如发生战事，他以人格保证将把这些遗嘱发送，但现在他不会允其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