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96)

如果把励志社比做老蒋的“内务府”的话，那么，黄仁霖就是“总管内务府大臣”。

励志社的第一任总干事是朱懋仁，不久就换成了黄仁霖。

据侯鸣皋回忆：“听说蒋、宋有一次看见黄仁霖带着几个干事在搞卫生，黄亲自在刷洗一个搪瓷马桶，认为黄仁霖有苦干实干精神，当即提升黄为总干事。后来，蒋、宋家中的庶务工作也交给‘励志社’去办了。”并且，“励志社’从官邸的庶务工作开始，后来逐渐扩大到文化娱乐工作。”

“如蒋、宋要看电影即由‘励志社’派电影放映队去。蒋、宋外出拍摄的照片和电影，都由‘励志社’派人操办，别的单位是插不上手的。蒋、宋的油画肖像，也由‘励志社’美术股的人负责画制；另外，蒋、宋两人平常的吃食，固然由官邸厨房供应，可是，若遇两人要宴客时，就由‘励志社’的中西餐部负责包办宴客所需的一切饮食，宴会场合则由‘励志社’的戏剧股、音乐股来负责。”

据张毓中回忆，1935年，老蒋在四川举办“峨眉军官训练团”，团部设在报国寺。另在新开寺找了一个孔牧师，借他的家为老蒋建立了一个临时“行邸”，至于为什么找个牧师家里，据张毓中猜测，是由于蒋介石夫妇均笃信基督教，这里有一座小教堂，方便他们做礼拜。

这个临时“行邸”就是黄仁霖给找的，改建工程，也是由励志社派来的一位张干事操办的。

蒋“驻节”新开寺不久，蒋介石赴峨眉山游览。据张回忆，因蒋前一天与宋美龄不知何故闹别扭，宋一气之下不去了，蒋很不高兴。结果当天发了两次脾气，先是说旅游路线选择不当，太热。到晚上吃饭的时候，不知何故饭菜迟迟上不来，饥肠辘辘的蒋介石大怒，先是把侍卫长何云叫来痛骂，又找励志社的张干事，叫他“马上滚”。

张毓中回忆说，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看到蒋发怒，他说：“我因此上了很重要的一课，知道领袖是寸步难离夫人的。”

由于工作关系，加上孔祥熙的援引，蒋介石夫妇对黄仁霖极为信任，侯鸣皋说：“因为要为蒋、宋两人备办种种私事，所以，黄仁霖就拥有权力，可以直接进出蒋的官邸，而不用像一般官员晋见蒋、宋，还得通过侍卫人员，更不必约定时间。”

事实上，老蒋此次赴西安，他在临潼华清池的“行邸”，也是黄仁霖由的“一位可靠的干事”张玉荪负责安排的。

这位张玉荪，与峨眉山那位“马上滚”的张干事，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人，如果是的话，这个人可真不适合给高级领导搞行政。

12月12日，黄仁霖被宋美龄叫到上海的寓所。宋当时因生病留在上海，因此没有同蒋介石一道去西安，没想到出了事。黄仁霖则正好在也上海照顾他生了病的太太。

宋美龄告诉黄仁霖老蒋在西安被扣押的情况，黄回忆：“我当时呆住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她，终于我勉力告诉她，我愿意为她做任何事情，只要她吩咐好了。”

宋美龄很满意，旋即带他回到南京，参加12月13日在孔祥熙公馆召开的内阁紧急会议，当时蒋介石是行政院长，孔是副院长，此时已被授权代行院长职责。

会上，经激烈的争论，最终大家认可了宋美龄的提议，即“派遣一批可靠而能信赖的人员，并为张学良所能接受的人，前往西安，作初步的接触，以期确知蒋先生的安全健康情形，他是否身体健康，或是受了伤，或是如所怀疑的，已经遭遇不幸?然后再谈其他。”

由于端纳与黄仁霖均与张学良有旧，且同时亦得到蒋、宋夫妇的绝对信任，决定由黄仁霖陪同端纳赴西安探听虚实。同时，端纳虽然长期在中国，却不会讲汉语，黄仁霖去了可以当翻译。

行前，孔祥熙特别叮嘱黄仁霖：“你的任务是用你的眼睛，亲自看见蒋委员长，亲眼看见。看见了他之后，马上回来向我和夫人报告，你所看见的确实情形。就是这一点，不多亦不少。如果委员长健康而安好，那么谈判之门，还是敞开着的。”

当天，端纳、黄仁霖和励志社干事黎离尘乘飞机前往西安。因为天气不好，三人只能在洛阳过一夜，第二天再前往西安。

在洛阳，黄仁霖等听到的消息非常可怕，他后来回忆，当时传闻“说西安城已经挂满了红旗，并且还有巷战等等”，因此，黄“把全盘局势，重新琢磨了一下，深感我的任务艰巨，能够达成的可能性，真是微乎其微。我只能倚靠端纳的影响力和上帝的帮助了。”

同时，鉴于当时的形势，黄仁霖不敢肯定自己能否活着从西安出来，于是他决定，不带黎离尘到西安去了，他写好了遗嘱，令黎带回南京。

12月14日，黄仁霖和端纳抵达西安，被直接送到张学良在金家巷的公馆。

黄仁霖与张学良，早有渊源。黄的父亲曾在东北一个叫做泗水场的小镇当铁路站长，而张学良小时候正是在这里长大的。当然，黄仁霖当时并不认识张学良，但是见过他的父亲张作霖。

“东北易帜”以后，作为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张学良经常到南京公干，专负接待职责的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自然少不了与张少帅打交道。黄是喝过洋墨水的，凡洋人的消遣如骑马、网球样样精通，很对张学良的路子，于是，“彼此有了不寻常的友谊”。

因此，双方无须寒暄，张学良很直率地说：“老黄，这不是像以前一样的那种社交拜访，我们正有一个大问题，无法解决，我自己也不能做主。不要叫我做那些无法办到的事。每一件事情都必须由我们的战事委员会决定。”

按：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张、杨分任正、副主任。

黄仁霖也实话实说：“蒋夫人派我来，要我看看委员长的健康情况，建立初步的接触，并充任端纳先生和蒋先生谈话时的翻译。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我要马上去见蒋先生。并清楚地加以说明，我无权作任何的谈判。”

张学良说：“我可以向你保证，委员长现在很好。至于你想去见他，我也不在乎此，但是我已将此事在委员会中提出，他们都投票反对。”

张学良还与黄谈到：“蒋先生对于此次反抗行动，非常震怒。因此，他拒绝进食，拒绝和张学良谈话。他进一步透露，假使蒋先生只要接受其中若干条件，他就可以设法解决，打开这个死结了。即使要他亲自伴送蒋先生回南京，他亦愿意接受政府的任何处分，在所不惜。”

这时张学良第一次对外界透露，他可能会与蒋同赴南京。

谈了半个小时，张学良带着端纳去见蒋介石，黄仁霖则被看守在张公馆的门房。

见不到老蒋，可怎么回去向孔祥熙和“夫人”交代呢？黄仁霖一晚上没睡着觉，终于被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12月15日，黄求见张学良，向他提出，能不能想一个办法，让自己能看见蒋，但蒋看不到黄，不就行了么？

对此，张表示同意，让他的副官长谭海带着黄仁霖去看老蒋。

到了新城大楼蒋的“卧室”，门上的玻璃已经用白色的油漆涂上，只是在门把手的上方留下了一下一小块空隙，作为看守的“窥视孔”。

黄仁霖蹲下身子向里看去（黄是个大个子，身高超过一米九零），此时，一支枪顶在了他的后腰上，显然是警告他不要声张，悄悄看一眼就行了。

黄回来回忆说：“我看见委员长直坐在床上，在和端纳谈话。……张少帅则站在床的末端，显得非常注意。委员长的下身则用毛毯盖得非常暖和，他看来很苍白而疲倦，因为他已有二天二夜拒绝进食或饮水。外表上看不出有任何受伤的痕迹，没有疤痕、没有擦伤，亦没有绑带。有些时候，他间隙性的，把手举向他的头发，这是他的一种习惯性的姿势。我最后判定，他并没有收到严重的伤害。……”

看了老蒋的情况，黄仁霖说：“我告诉谭将军，我已经完全满意，并准备回南京去，报告委员长的平安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