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94)

宋哲元病了。

宋哲元得了高血压，最高的时候到了180。

宋哲元没法不病，他的压力太大了。

平津已经丢失，不可能再回去了，跟着就是冀察，几年来“辛辛苦苦”搞成的一个半割据的局面，顷刻之间就丢给了日本人。

军队，不仅南苑没有保住，还搭上佟麟阁、赵登禹两名将官；刘汝明的143师被隔在察哈尔过不来，37师、38师都是七零八落，部队怎么收拾？

还有最要命的一点，从长城抗战到卢沟桥抗战，29军都是以抗日英雄的面目出现的，一提29军，谁都要竖起大拇指。然而，自从撤离平津，一夜之间全完了。据宋的幕僚，冀察政务委员会秘书长王式九、冀察政务委员会咨议吴锡祺等回忆：“自从二十九军放弃平、津之后，舆论就完全不同了。各方面对宋哲元的责难是很多的，有的发表在报纸上、有的直接写信或打电报给宋本人、所有这些责难给了他很大的压力。”

自29军撤离平津之后，蒋介石发表了三次讲话，汪精卫发表了一次讲话，这些讲话，一次比一次调门高。

7月29日，蒋介石发表讲话：“平津之役决非战事之结局，政府惟有发动整个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牺牲到底，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与妥协屈服之理。”

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称：“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必须举国一致，不惜牺牲，与倭寇死拼，复兴民族。”

8月2日，蒋介石对庐山训练团讲话：“平津失陷为战争开始，为奇耻大辱，绝无与敌谈和余地，决不与敌两立。”

同一天，汪精卫发表《最后关头》讲话，称“国人一齐牺牲，不留傀儡种子，无论通都大镇，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使敌人一无所得。”

这些讲话，宋哲元越听越紧张，好像都是冲着他说的，王式九、吴锡祺等人回忆，那一段时间，本来就不太爱说话的宋哲元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整天闷着头想心事。“尤其使他担心的是，他在冀察的时候，同南京方面的关系处得并不好，万一南京方面乘机报复，把事变的发生和丢失平津的责任都加在他的头上，以减轻南京政府的咎责，借以卸罪于国人，这个后果，对他来说当然是十分严重而可怕的。”

经再三考虑，7月30日前后，宋哲元给老蒋发了一封电报，大意是“由于自己应付不当，以致爆发了此次事变；又由于事前没有作好应变的准备，以致平津不守，有负重托，表示向中央请罪，给予应得的处分。”

在电报中，宋哲元同时提出，请求以冯治安代理29军军长职务，“俾得暂卸仔肩，稍事休息”。

很快，老蒋的复电就来了，在电报中，不但没有涉及处分的事情，反而对宋进行慰勉，让他休息过后尽快“销假视事”，同时对部队的调防做出了安排，并令宋移驻河间。

宋接到电令，略感放心，马上根据蒋的指示，把部队调集妥当。

不料，宋哲元刚到河间，就接到了蒋介石的第二封电报，请他“即赴南京一晤”。

这个电报，令宋哲元“惶惑不安”，他不知道蒋介石什么意思，更不知道此一去还能不能回来了。于是，宋哲元仍然是老办法，让秦德纯去。因为“秦对南京上层有一些私人拉拢，人又机警圆滑，而且能说会道，一向为宋所信任和倚重，派他去是最适宜的。”

衔宋之命，秦德纯赴南京面蒋，他“首先报告了七七事变发生后交涉的经过和撤出平津的经过。他在叙说事情经过的时候，极力设法减轻宋的责任，以期达到为宋开脱的目的。出乎秦的意料之外，蒋介石对宋不但没有说一句指责的话，反而慰勉有加，说宋这两年在华北忍辱负重，应付的不错，使中央获得了准备抗战的时间。”

秦德纯脑子很快，见谈话气氛出乎意外的好，马上提出新的要求，他首先“代宋表示，今后一定戴罪图功，誓死杀敌，以报知遇之恩。”接着就提出了扩编部队的要求，他说宋哲元在华北期间，“为了应付日寇，在不增加师的番号的情况下，有的师扩充为四个旅，有的扩充为五个旅，每旅三个团，连同保安部队，不下八十个团，现在为了有利于抗战，在部队的建制上，是否可以加以调整。”

8月6日，蒋介石发表宋哲元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将原来的29军的四个师扩编为三个军，原37师和132师扩编为77军，以冯治安为军长；原38师扩编为59军，宋哲元自兼军长；原143师扩编为68军，以刘汝明为军长。

这三个军的编号颇有讲究，77、59、68，每个番号两两相加都是“十四”，分开来还是“七七”，似乎都是在提醒宋哲元，永远不要忘记七七事变的耻辱。

据说，蒋对宋哲元的态度，当时颇有人议论，据何基沣等人分析，蒋之所以如此“宽宏大量”，有这样两个原因：

首先，“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宋曾电请张学良保障蒋的生命安全，蒋被释回到南京之后，宋又派秦前往慰问，这次秦去见蒋，他可能想起了西安事变时宋对他是忠诚的，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个结果。”

更重要的是，“蒋之所以对宋表示好感，并不表明对宋的信任和倚重，恰恰相反，是由于他对宋抱有怀疑的心理，所以才不惜加官晋爵，以资羁縻，当时蒋对宋的看法是：宋还掌握着上十万人的兵力，必须紧紧地把他拉住，而不能冷淡了他，更不能责备他，以免发生意外。”

政治上的难关过去了，宋哲元的身体却不行了。到1938年春天前后，宋的身体完全垮下来了，高血压，全身浮肿，肝、肾，都不行了，到最后只能躺在汽车里打电话指挥作战，已经不可能在前线继续下去了。加上前不久，老蒋以“不遵命令，放弃要地”的罪名枪毙了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对宋又是一个重大刺激。

1938年3月，宋哲元辞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改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虚职，后又任军委会委员。

此后，宋哲元相继赴衡山、广西阳溯、四川灌县等地疗养，然积劳成疾，终至不起。1940年4月5日，宋哲元病逝于四川绵阳。享年56岁。

临终前，宋哲元留下政治遗嘱：

“……现抗战已将三年，敌方势穷力绌，我则愈战愈强，最后胜利，已操左券，旧部诸将，追随有年，集各地方之智力，经数十战之实习，皆诚朴忠实，尽心报国，当能在领袖领导之下，努力破敌，哲元分属军人，生受名教，事不求易，遇竟违心，当兹国难，适值数穷，吾知勉夫，从此别矣，家有老母，年已古稀，未获侍养，恐致丧明，此心耿耿，他无念虑，但愿还我山河之时，有人酹酒相告，则哲元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伏祈告言，不知择词。”

宋哲元的身后，得到国民政府的“明令褒扬”：“发给治丧费五千元，交军事委员会从优议恤，并将生平事绩，存备宣付史馆，用袁勋勋，而慰英灵。”

宋哲元走了，29军撤了，平津沦陷了。卢沟桥这一战，我们是败了。

然而，当日寇在1937年8月8日、列队通过永定门城楼，到东交民巷的日本兵营举行“入城式”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这不过是他们败亡的开始。

只是，这一切要在整整八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