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92)

29军主力在很突然的情况下退出北平，令所有的人都非常被动。

首先是赶来与他们会合的“冀东保安队”张庆余、张砚田，在懵然无知的情况下与日军相遇，被打得稀里哗啦，损失惨重，抓到手的殷汝耕也给跑了。

据张克侠回忆：“那天散会后，冯治安还骗我说庆祝会可以开，闭口不提当夜撤退的决定。我很快用电话通知了杨秀峰等同志，要他们积极准备。不料，当我夜里回到同仁堂时，张自忠用电话把我叫去，告诉我，宋哲元和部队已经从西面绕过卢沟桥撤向保定了，要我通知军部及从南苑逃回城内的人员急速出城追部队，明天清晨日军就要进城，来不及走就快换便衣藏起来。”

“我听了这些，犹如晴天霹雳，马上召集在城内的人员说明情况，并立即把这一突变打电话告诉杨秀峰及其他同志。接电话的是刘清扬同志，我告诉他们庆祝会不能开，人还要躲起来，作另外打算。”

张克侠说：“面对着降临的民族灾难，眼看着大好河山不战而失，我怒火中烧，忍不住痛哭一场。”

直到29军撤退之前，宛平县政府秘书洪大中还在为29军219团置办军需。

据洪回忆，7月25日，吉星文要求他“征集至少三套的骡马车三十辆”，洪大中“从宛平南乡的庞各庄、良乡等平原地区征到三十多辆，在长辛店集中待命。原定七月三十日晨向部队点交，不料宛平守城部队竟于二十九日夜从卢沟桥悄悄撤退至保定。”

洪大中回忆：“第二天清晨当我起来得知宛平已无守军，又看到南苑、落垡、黄村等地二十九军纷纷向保定转进，才急令所有大车立即各回原来县区，可是为时已晚。大约上午九时许大车行至长辛店西公主坟一带，被日军四架重型轰炸机轰炸和低空扫射，损失惨重。我和县府科员刘儒卿躲在梨树林中，幸免于难。由于骡马被敌机的低空飞行所惊，无法控制，因此目标完全暴露。骡马拖着大车跑下公路，互相冲撞，陷于农田之中，车把式都去躲避敌机，三十多辆马车一百多匹牲口全部损失。”

幸运的是，洪大中与刘儒卿各牵一匹马，“在刺耳的丨炸丨弹的呼啸声中，两马安稳不动，堪称幸运。”

此前，洪大中已经逃过了一劫。那是在卢沟桥刚开战不久，由于交通隔绝，城门关闭，老百姓的生活成了问题，“不少家庭无煤无柴；商业完全停顿，必须迅速解决居民的生活问题。”洪大中把这个情况向北平市政府作了报告，北平市政府秘书长周履安批给他小米三千斤，现金二千元，作为宛平县城居民的赈粮赈款。

据洪回忆，“赈粮很快经门头沟长辛店送至宛平西门。我和张科长商议决定，立即发给居民。第二天下午在西门内发放赈粮，每人五斤小米。正当我和张科长及部分丨警丨察在西门内马路旁称粮放赈时，城外日军突然开炮，六七发迫击炮弹相继落在发放赈粮的人群周围，幸好均未爆炸，否则将无一幸免：吉星文团长在团部门前大喊：“赶快散开!隐蔽!”叫我和张科长到事先挖好的掩体内躲避。我们顾不得粮食口袋还在路旁，就一头钻进掩体。不想刚刚钻进掩体，掩体就被炮弹击中，土木结构盖顶被震坍，泥土木料把我和张科长埋起来。幸亏丨警丨察冒着炮火把我们刨出来，否则将闷死在洞里。事后，吉星文告诉我，敌人炮兵有曲射镜，虽有城墙阻隔，但他们能够看到城内领粮人群的活动。幸好炮弹未爆炸，不然伤亡是严重的。但为什么六七发炮弹在我们跟前未炸，而后来的炮弹颗颗都炸？原因始终没有搞清。”

29军既已撤离，军需是不用办了，本来，洪大中还想送完大车就进城取那两千块钱救济款，发给老百姓，现在也只得作罢。于是洪大中“眼望北平方向，遥祝老母健康长寿，调转马头回到县府，取出专署关防、县府铜印等，与城区居民和长辛店镇居民挥泪告别。相处七个月，不胜依依惜别。”

洪大中取印信干什么？他要去交给王冷斋。此前，王因连日与日军谈判，心力交瘁，得了神经衰弱，住进协和医院治疗，将宛平县长交由洪大中暂代，已经于前一天同宋哲元等撤到保定。

洪大中回忆这一路的千辛万苦：“过了良乡，就大雨滂沱，公路积水盈尺，分不清河流与水塘，多次人马掉入河中，幸亏刘儒卿经验丰富，救我出险，我深为感激。从卢沟桥至保定，走了三天三夜，到达保定后即至河北省府交还关防、印信。得知王冷斋在保定住得胜店，宋哲元住曹家花园。我们找到王冷斋，向他汇报宛平临行情况，他对我们倍加安慰，并问我们想干什么工作。”

洪大中说，当时，“刘儒卿对二十九军抛弃我们悄悄撤退，非常气愤。我也提到各县区的大车在公主坟损失惨重，如果吉星文头天把消息告诉我们，群众不致遭受这样的损失。如果不是遇到了转移部队告诉我们二十九军撤退的实情，我和刘儒卿去北平等于自投虎口。”

最后，刘儒卿坚决不干了，回了宛平。洪大中则经王冷斋介绍，到29军宣传处任中校处员。

洪大中感慨的说：“整个北平周围的战斗打得糊里糊涂，令人费解。但七七事变的教训，则永远值得记取!”

最应该记取教训的，自然是宋哲元。

7月29日，宋哲元抵达保定，住在“曹家花园”。

“曹家花园”本是清末著名军火商人孙仲英的私家园林，后被曹锟买下，改称“曹家花园”。曹失势以后，于1936年将“曹家花园”卖给冀察政务委员会，改称“天津第一公园”。

一落脚，宋哲元就迫不及待地叫秦德纯打电话给在北平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长杨兆庚，了解北平的情况。杨的答复是：“北平市面平静，但仍有大批日军源源开进关内，情形并不乐观。”

事实上，即便是已经撤离北平，宋哲元的心理，仍然抱有一丝幻想。即卢沟桥事变，依然会像以往与日本的每一次争端一样，中方做些让步，日军得到面子上的满足，而后退出北平，他依然会去当他的“冀察王”。

应该说，持这种态度的，不仅仅是宋哲元，在当时，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卢沟桥事变是一场长达八年的旷日持久的战争的开始。

但是，到了此刻，最后的一丝希望已经完全破灭，宋哲元面对着一个极为残酷的问题，那就是——责任。

千年的古都北平，丢失在宋哲元的手里。

这“丢失名城”的责任，可不是玩的。

况且，北平还不仅是“名城”，前面说过，《塘沽协定》的签署，使北平成了边疆，用评书里的话说，宋哲元要承担的，是“丢失边关”的责任。

不论哪一朝哪一代，丢失城池都是重罪。这一点，中国与西方不一样。在西方，不论何种条件下，保持生命总是第一位的，所以，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刻，放下武器，举手投降，不是什么不能接受的事情。当几年战俘，战争结束了，放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生活还在继续，太阳每天都在升起，不会有谁对你说三道四。

但中国不行，中国是讲究“死社稷”的，从伯夷、叔齐开始就如此，那还是文人呢！换成守土有责的军人，城池丢失，你该怎么办？你能怎么办？

很简单，去死！

要么战死，马革裹尸，很光荣。

不能战死沙场，也没关系，还有一个补救措施——自杀，同样有死后的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