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89)
7月17日的谈话会，首先由汪精卫向与会者介绍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外交及对日“折冲”情况，嗣后，由蒋介石发表正式讲话。
老蒋的讲话，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不寻常的味道：“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开场白之后，老蒋迅速切入主题：“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屈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现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
这是在解释近几年来之所以不得不“示弱”的根本原因。跟着，老蒋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傍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在讲话中，老蒋痛斥日军的欺人太甚：“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巳快罹临到这极人世悲惨的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溏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
“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是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后面的话，一句比一句经典，一直传诵到今日：
“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投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抗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一篇讲话，轰动了全中国，据说许多人热泪盈眶，掌声经久不息。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被人欺负惨了，窝囊到家了，到今天，“中枢”终于给了句准话，也算撂了句狠话，大家都很激动。
孰料，老蒋的话音刚落，庐山就得到了来自华北的最新消息，7月16日，宋哲元派张自忠等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见面，并进行所谓“谈判”。
蒋介石马上令何应钦给宋哲元打电话，告诉他：“日本大举出兵，准备攻占北平，望勿为政治谈判所误，应作军事准备，于北平、南苑、宛平集结兵力，构筑工事，作持久抵抗之计。”
这个电话，宋哲元居然没有接。
据张克侠回忆,“何应钦由庐山打来长途电话，宋不接，让我来接，何应钦告诉我：接到中国驻日本大使电报，日本已颁布全国动员令，侵略已成定局，请宋即回北平准备作战。”
“我向宋报告后，宋态度犹豫，我变借此机会，说服宋哲元坚决抗战。我向他说，现在已到民族存亡关头，不战将成千古的民族罪人，战而不胜虽败犹荣。”
宋哲元的犹豫，从根本上说，还是“地盘”思想在作怪，这一点，张克侠看的很清楚，他说：“他（宋哲元）和他的一些主要将领及部分政府官员深恐战争打下去，冀察平津地盘丢掉，个人的既得利益丧失。”
7月18日，蒋介石再电宋哲元：“倭寇不重信义，勿受其欺。”
然而，就在同一天，宋哲元到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吊唁”于两天前病死的田代皖一郎，并会晤了继任者香月清司中将。据何基沣等人回忆，宋哲元回来以后，曾对人表示：“和香月见面，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
宋哲元在天津逗留了一个星期，很认真、很诚恳地跟日本人谈判，到7月19日，依据7月11日在天津订立的条件，中方代表张自忠、张允荣等与日方代表桥本群，终于达成了协议，其核心内容是：
“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在冀察范围内,对其它各方面设置的机关中有排日色彩的职员予以取缔；撤去在冀察的蓝衣社等排日团体；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的宣传机关、以及学生、群众的排日运动；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撤去在北平城内的37师,由冀察主动实行之。”
这个文件，史称“香月细目”。
谈判这件大事完成了，7月19日，宋哲元乘坐日本人为他安排的专车，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北平。
7月20日，宋哲元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本人向主和平，凡事以国家为前提。此次卢沟桥事件之发生，决非中日两大民族之所愿，盖可断言。甚盼中日两大民族，彼此互让，彼此互信，彼此推诚，促东亚之和平，造人类之幸福。哲元对此事件之处理，求合理合法之解决。请大家勿信谣言，勿受挑拨，国家大事，只有静听国家解决。”
据周永业回忆：“7月中旬，宋哲元回到北平，下命令拆除所有的防御工事，城里的各处用沙袋堆成的临时设备也均行拆除，意思是为时局和平创造条件。”
同时，对全国各地送来的物资和劳军捐献，宋哲元居然因局势已经“平息”，通电表示“谢绝”。
然而，宋哲元没有想到，他所说的“彼此互让，彼此互信，彼此推诚”，只有此，没有彼，就在他与香月清司会面的当天，日本华北驻屯军已经在北平丰台为香月建立了“前进指挥所”，准备动手了。
此后的情形，正如张克侠在回忆录中说的：“日军恰恰利用宋哲元与他们讨价还价的时机，一方面向关内运兵，一方面吃掉分散在丰台、廊坊的驻军。眼看大好时机丧失，成旅的驻军被葬送，我实在痛心极了。为挽救危势，我感到二十九军军部仍在南苑，处于敌我双方的中间地带，已失去指挥作战的作用。因此再三向宋提出，将军队按作战要求重新部署，把军部移至便于指挥、便于作战的地位。但是宋哲元深怕引起日本人怀疑我方准备打仗，一直不允许军队调动和军部转移。”
1937年7月27日，“图穷匕首见”的时刻终于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