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88)

7月11日，宋哲元到达天津。

大家应该还记得，正是在这一天，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向中国增兵，并派香月清司中将到中国接替田代皖一郎中将。

据何基沣等回忆：“这时，日寇因后续部队尚未调齐，故在宋未到津之前，他们已向北平的军政负责人提出四项要求，与我方进行谈判，借以摆出和平解决的姿态，作为缓兵之计。这四点要求是：（1）华军撤离卢沟桥；（2）严惩华方肇事官员，正式向日方道歉；（3）取缔抗日活动；（4）厉行反共。谈判的结果，于十一日双方协议撤兵，恢复和平状态。所以宋到天津的时候，从表面上看，情势似已趋向和缓。”

在这种情况下，宋哲元于12日发表了如下的谈话：“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东亚两大民族，即是中日两国，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恼。人类生于世界，皆应认清自己的责任。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合法合理，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能和，不平即不能和。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

同一天，蒋介石电令宋哲元：“本不屈服、不扩大方针，就地抵抗。”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亦电促宋赴保定指挥，不要继续在天津逗留。

宋哲元所说的“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以及“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恼。人类生于世界，皆应认清自己的责任。”等等言论，与老蒋说的“就地抵抗”，显然是两种思维方式。老蒋听了很是焦急，马上于7月13日再电宋哲元，称“决心全力抗战，盼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

7月15日，何应钦电宋哲元，告知：“日军计划先消灭南苑我军，望切注意。”

同一天，天津的宋哲元，却在忙着接待新上任的日本华北住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中将。

7月16日，正在庐山召开“谈话会”的老蒋，再次电告宋哲元等：“7月11日协定绝不能了事，盼坚持到底。”

按：庐山谈话会，许多人都认为是专门因为“七七事变”而召开的，其实不是，这个时间早在5月份就定下来了。当然，从根本上说，开这样一个会的目的，主要也是因为中日关系吃紧，要广泛听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以“共赴国难”。

由于议题敏感，因此这个会议的参与者，都是以个人身份去的。另外，中共代表周恩来、林伯渠、秦邦宪等也在庐山，但没有出席会议。

按原定计划，庐山谈话会一共要开三期，第一期会议，预定于7月16日在庐山牯岭图书馆召开。

随着会议的临近，华北局势危殆，因此，受邀参加第一期会议的代表，以华北的知名人士居多。我们前面说过，7月7日下午，秦德纯“在市政府邀宴北平文化界负责人胡适之、梅贻琦、张怀九、傅孟真等诸先生约廿余人。经报告局势紧张情形，交换应付意见，诸先生亦均开诚布公恳切指示。”这次“邀宴”，其实就是秦德纯在为北平赴庐山出席谈话会的代表饯行。

席间，南开大学教授罗隆基和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各执一词，罗认为，日本让国民党退出华北，那么，也不妨让其他党派来干。胡适反驳说，日本要求国民党退出华北，是因为国民党反日，你来了怎么做？除非你做汉奸，否则一样无法立足。

俩人越说越僵，争执起来，最后，还是做主人的秦德纯出来打了个圆场。

谁也没想到，“饯行”之后几个小时，卢沟桥就打起来了。

第一期谈话会，一共开了两天。

7月16日是开幕式及自由发言，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张群主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出席了会议。

7月17日，是谈话会的重头戏，因为，老蒋要发表讲话。

讲话的稿子，蒋介石前几天就准备好了。

为老蒋起草这个稿子的，不是他的“文胆”陈布雷，而是陈布雷的好朋友程沧波。

程沧波，1903年生，江苏武进县人，原名程中行，笔名“沧波”，后终生以笔名行。

程沧波中学毕业以后，先入圣约翰大学，后转入复旦大学，1925年毕业，任上海《时事报》主笔。1927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政治与历史专业学习，1931年回国，任国民会议秘书。

程沧波还在圣约翰大学时，就结识了他的同学陈训恕的哥哥陈训恩，即当时的名记者、时任《上海商报》主编的陈布雷，并成为知交。1927年，陈布雷成为蒋介石的秘书。1932年5月，《中央日报》改行社长制，经陈布雷的援引，年仅29岁的程沧波一跃而为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社长，就此投身政界。

由于庐山的“夏都”地位，《中央日报》决定在牯岭开办《中央日报》庐山版，因此，1937年，程沧波很早就上了庐山。多年以后，程沧波和他的儿子程自华都曾经回忆起这一段时光。

程自华说：“当时庐山有大规模的训练班，包括军界、政界、学界（按：由全国各地省立、县立中学的校长，教务长，训导长等参加），同时国民党中央邀请全国各界领袖，包括学术界、工商界等等到庐山举行谈话会。所谓谈话会，正式开会的时间很少，多半是由蒋介石邀请谈话，以吃饭或茶话形式为主，每次邀请人数约10人左右，当被邀请参加谈话时，同时指定若干人作陪。父亲被指定在学术界，宾客接见时经常作陪客。”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山上的气氛天天严肃而紧张。父亲住在牯岭94号仙岩饭店。有一天中午，没有轮值去陪客，预备进饭厅吃饭，忽然蒋介石官邸来电话叫父亲立刻去官邸。客人陆续到达，都是大学校长及教授，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亦在内。蒋介石与来宾一一握手，寒暄，接着吃饭，边吃边谈。饭吃完后，客人起立告辞，父亲正预备随着客人出去，蒋介石示意父亲留下。”

据程沧波回忆：当时蒋介石说：“布雷先生病了，你替我写一篇稿子，针对当前时局的一篇稿子，预备在训练团发表。”蒋还扼要说明了“内容与要旨”，大概谈了十几分钟。

程沧波是“党报”负责人，“政治敏感性”当然没的说，马上意识到这将是蒋介石在在庐山谈话会上的正式讲话，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于是“请示稿子什么时候呈阅”，蒋说，“今日下午七时。”

当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半，这么重要的稿子，居然只给三、四个小时，于是程沧波不敢怠慢，“致敬而退”，回到到仙岩饭店，“立刻到房中凝思”。

当时胡适正好住在程沧波隔壁，他不知道听谁说起，程沧波正在起草一份重要文稿，于是到程的房间，说：“委员长平时的文告总嫌过长，你此次能否用三百字完成此文？”

程心想那怎么可能：“能六七百字或不超过出一千字完成此文，已是吃力，三百字完成此文，我无此本事。

胡适笑着说：“不打扰你了！”

没过一会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又来了，把程沧波给烦的。不过钱大钧可不是来打岔的，他是有正事来的，钱说：“你能不能将文稿于五时完毕，因为夫人（指宋美龄）要看文稿。”

这是已经下午四点多了，程顾不得多说废话，说“你快走，到五时再来取稿。”

五点整，钱大钧如约而至，程沧波准时交稿。前后不到三个小时！

当晚，蒋召程沧波至官邸，说：“文稿已看过，很好，还有几处要商量斟酌。”后来，“连续几天晚上我都到官邸去，对文稿继续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