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86)
7日7日,是原定“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的日子。
早在1935年12月的国民党“五大”一中全会上,就决定于1936年5月5日公布“宪法草案”,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
到了第二年5月5日,《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史称“五五宪草”)倒是按时发布了,结果刚过了4天,胡汉民就得了脑溢血,再过3天去世了。从此乱糟天的事就开始了,先是“两广事变”,跟着杨永泰被刺,跟着华北让日本人搅和得一塌糊涂,到年底,连老蒋都被张、杨抓起来了,还开什么国民大会!
无奈,在1937年2月19日召开的“五大”三中全会上,决定了两件事。
第一,老蒋就自己冒冒失失地跑到西安,结果被扣押一事写了检查,并“请辞本兼各职”。对此,大会议决:对张学良所提“八项主张”,不予置理,同时对老蒋“恳切慰留”。
第二,议决国民大会定于当年11月12日召开,即顺延了一年时间。
1937年6月10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总监督处,筹备国民大会代表选举。
6月19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布,派宋哲元为国民大会河北省、北平市、天津市“代表选举指导员”。
6月24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令冀察平津四省市“亟速办理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最终,选举的日期,定在了7月7日。
主持宛平县选举事务的,是宛平县政府秘书兼第二科科长洪大中。
洪大中原来是办报的,与北平新闻检查所所长王冷斋很熟。1937年1月1日,王当了河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任宛平县县长以后,就请洪过来帮忙,主管田赋钱粮。
据洪大中回忆,当时王冷斋一身兼四个职务,除了专员兼县长以外,同时还担任北平市政府参事及北平新闻检查所所长。因此王冷斋非常忙,每晚必到新闻检查所办公,检查第二天要见报的各类新闻稿件,因此平时只是上午到宛平县批阅公文,下午一般不到县。
至于专员兼县长的那份工作,由于河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特殊地位,王冷斋这个专员,主要精力都放在对日“外交”上,因此专署仅有一个秘书室,除外交秘书以外,另设中文秘书一人,处理日常行政工作,没有其它机构编制。专署管辖的各县,一般行政工作直通河北省府,所以,这个河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基本上是个空架子,只是为王冷斋提供一个对日“外交”的名义而已。
至于宛平县,除了主管田赋钱粮的第二科以外,还有主管民政司法的第一科、主管地方财政的第三科,这个管理体制,颇有点像前清,县太爷以下,请刑名、钱谷师爷各一位,只不过把财政及相关管理事宜分成了两个部分。另外,毕竟时间已经进入现代,宛平县另外还有一个第四科,主管建设。
洪大中同时还兼任着宛平县政府秘书,是王冷斋的主要助手,我们前面讲过,民国时期,各个机关都没有很多的副职,他这个秘书,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副县长。因此,洪大中也经常协助王冷斋办理一些对日“外交”的相关事务,“王冷斋的分工是应付上层,主要是指北平和冀察当局交办的事项;我应付县府日常工作以及涉及丰台日本军警宪、日本浪人的纠纷。”
7月7日,为了代表选举的事,洪大中忙了一天。因为河北省政府有规定,这些票箱要集中送到省会保定,才能开箱统计,在此之前任何人不得开箱。而且,不论离省府的距离有多远,必须在7月7日当天送到省里。因此,事先,洪大中就与派赴各区、乡监票的工作人员研究好,票箱什么时候可以送出,什么时候可以送达指定地点集中。
当天下午4点,所有票箱均已集中到宛平县衙,洪又与铁路局联系,要求5点30分南下路过宛平的火车在卢沟桥附近停一分钟,以便把十几个票箱送上车,不然就要运到长辛店站,再去保定就来不及了。
这样,洪亲自盯着票箱送上了火车,又派了两个人押送,这才放心往回走。
忙完了这件大事,洪大中一身轻松,他说:“送走了客车,在我眼前展现出一片开阔地。清风徐来,吹散了午后的暑气,刮得玉米叶子唰唰作响,夕阳照耀在地平线上,缕缕炊烟四起,衬托满天彩云。眼前一幅多么美好的大自然风光!”
然而,接下来的事,却不禁让洪大中紧张起来。
洪刚刚回到县城,就听公务员小刘说:“城外演习的日军还没撤回丰台,并在构筑工事。”
洪大中非常警觉,马上到守军金振中营长处了解情况。前面说了,王冷斋每天晚上要回北平审查新闻稿件,而且他的家也在城里,因此,每天晚上,就是洪大中在料理宛平的一切。
为了防备万一,洪大中通知丨警丨察局,天黑之前就把东门关上。忙了一天,洪大中也累了,回到宿舍,饭也没吃就倒头睡了。
半夜,洪大中为嘈杂的人声惊醒,一问才得知日军有可能要攻城,据洪大中回忆,当时,“人人摩拳擦掌,个个争先恐后,为部队往城墙上运送弹药箱和麻袋泥土,做临时防御工事。城内居民没有人惊慌失措,更没有为了自家安全想出城逃走的,都认为打鬼子是大快人心的事,都要为打鬼子出力。这时大家齐心协力把东、西城门用麻袋泥土堵紧,仅西门留一缝隙,供人出入。家家户户用棉被遮窗,一可防煤油灯灯光外射;二可防止流弹。”
洪大中感慨地说:“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从卢沟桥抗战开始就值得颂扬,值得骄傲。”
不久,王冷斋赶回宛平,与日军进行谈判。洪大中则另行承担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由于战斗开始以后,电话线即被日军破坏,宛平与北平城里联系不上,此时,洪大中打听到丰台的线路仍与北平相通,于是,他自告奋勇,冒着生命危险,“潜赴丰台”。
据洪大中回忆,他是8日拂晓前到达丰台的。到了丰台以后,他找到电话总机,总机听说他是为了传递卢沟桥战况而来,马上保证随叫随通。有人说:“把这两条线给他作专用线吧,以免走漏消息。”不仅如此,他们还告诉洪大中,“丰台商会的人已逃走,房子电话都是现成的,可以利用。于是我就在丰台商会住下来,靠一把椅子,守候在电话旁。”
洪大中说:“他们的热情给我极大的鼓舞。我也向他们保证,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决不后退,愿为抗日牺牲一切,甚至生命。”
洪大中在丰台打电话到宛平县,接电话的正是公务员小刘,洪叫他守在电话旁不要离开,“把战况和专员向北平报告的事项及时告诉我,再由我转告北平。他从此就成了不怕死的义务接话员,昼夜守候在电话旁。专署、县府是敌人炮轰的目标,七七之夜,敌人第一炮就打中专署大厅,墙倒屋坍,有继续发生危险的可能。小刘对此毫不在乎,与总机话务员一样。在他们的心灵深处都有一颗爱国抗日的红心。”
洪大中在丰台坚持了三个昼夜,直到7月10日,才赶回北平城,继续参加与日本人的“谈判”。
谈判的双方,中方规格很高,有秦德纯、冯治安,还有37师110旅旅长何基沣。日方却只来了几个很小的角色,据洪大中回忆:“九点多钟在秦德纯家开会。日方出席人员仅仅是冀察政委会顾问樱井等五人,没有一个人能代表日本军部,松井、今井等均未出席,一看便知日方对这个会是不重视的。会上,日方公然要我方撤换有关军政指挥官,还要我方向日方赔礼道歉。”
接下来发生的事,许多当事人都有回忆,周永业是这样说的:“何基沣旅长面带忿怒,咬牙切齿地对中村讲:‘我已退避了三舍,做到仁至义尽,你如再向前进,我决不客气。’(这时有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的随军记者,给何基沣照一个像)中村对何基沣说:‘我崇拜你的英雄气概。’”
洪大中则是这样说的:“何基津听了勃然大怒,指斥樱井:‘这次卢沟桥事件完全是日本有预谋、有计划的侵略行动,是日方集结军队向宛平首先开火,明明是侵略行为,应向我方赔礼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侵犯,否则就消灭你们。’说罢就把小手枪往桌上一拍,樱井再不敢开口。”
这时。已经是7月11日凌晨。谈来谈去,不得要领,这次“谈判”,本来是日方提议进行的,结果日方代表竟在会议休息时悄悄溜走,不知去向。
何基沣愤愤地说:“对付他们只有像夺铁路桥和龙王庙战役那样,狠狠地揍他们,叫他们知道厉害才行。谈判必然是吃亏上当!”
洪大中也说:“正当我们寻找日方谈判代表时,卢沟桥方向枪声又起。事实证明,日本人的‘和谈’只是缓兵之计,而我方则以和谈为目的,所以最后弄得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