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85)

1936年9月30日，宋哲元办了一件错事——就在当天，他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签订了一份《中日经济开发协定》，其中包括修建津石铁路、塘沽筑港、白河水利、龙烟铁矿、井陉煤矿、种植棉花”等等内容。

这件事把宋哲元搞得相当被动。

实际上，在此之前，这件事已经谈了半年多了。总体来讲，对于什么事能做，什么是不能做，宋哲元心里还是有一本账的。据戈定远回忆：

“冀察政委会成立后不久，汉奸潘毓桂、张璧等在日寇的嗾使下，拟出一个所谓‘自治方案’和‘自治政府’旗帜图样，送给宋哲元，宋看过后立即焚毁。”

这种事就是不能做的，一旦做了，就会像秦德纯说的那样，“百死莫赎”，历史上要写一笔的。

“日寇看到这条计策行不通，以后就着手进行经济上的压迫，陆续地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经济方面的问题，如：修筑津石铁路（天津到石家庄）问题、开发龙烟铁矿问题、修改海关税则问题、开辟航空线路问题、收购华北棉花问题、长芦余盐出口问题，等等。”

对这些事情，宋哲元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拖，表面上一次一次地谈着，就是不给准话。对此，宋哲元他们自己还给总结了一句话，叫“不说硬话，不做软事”。“不说硬话”就是不跟你抬杠，你说什么我都不跟你明说不行，“不做软事”，就是不办事。比如日本人要求的成立航空公司的问题，就拖了好长时间，来回来去地“谈判”，最后成立了一个叫“惠通航空公司”的空头机构，委派张允荣为总经理，负责筹备工作。据戈定远回忆，这个航空公司，直至“七七”事变发生，也没有正式办起来。

二是推，到了实在推不掉的时候，就往南京推，请示“中枢”。1936年5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批准日商三菱、岩井经办长芦盐输日，每年33万吨。这件事就是事先经过南京批准的，这样，就不用挨骂了，也不用承担可能出现的责任了。

对此，日本人极不满意，宋哲元控制冀察，之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日方的谅解，是准备把“华北特殊化”落实在宋哲元身上的。用戈定远的话说：“宋对这些问题，是在既不敢拒绝、又不能同意的情况下，以模棱两可的态度把问题摆在那里。而日寇的企图是不达目的不止的，宋的这种做法，招致了日寇的责难。于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间，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向宋提出了书面的所谓‘经济提携’的条款。”

1936年9月27日，宋哲元电蒋介石，报告“日本提出经济提携与开发事项（航空、铁路、炭矿、铁矿、筑港、电力、棉花、盐、水利、渔业、通信）。”

“中枢”的回复还没有来，1936年9月30日，田代皖一郎在天津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请宋哲元吃饭，这顿饭可吃值了！

就在饭桌上，宋哲元与日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签订了《中日经济开发协定》，其中包括“建津石铁路、塘沽筑港、白河水利、龙烟铁矿、井陉煤矿、种植棉花”等等相当多的条款，几乎涵盖了华北经济的各个方面。

不知道当天宋大帅是不是喝了酒，反正不管是不是喝多了，“宋哲元”的白纸黑字写在上边。当年何部长就是因为不愿落这个字才想了那么一个办法，回应梅津美治郎，这宋哲元倒痛快，说签就签了。

消息传出，举国哗然，老蒋当即令29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戈定远转告宋哲元，要他接受张作霖允许日本人在东北修铁路的教训，“矿可开，路不可修”。

10月4日，宋哲元从天津回到北平，刚刚对外界称“关于华北经济问题及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事已与日方商妥。”仅过了一天，10月5日，宋哲元又发表谈话，否认“与日军司令田代作政治事件之谈判”称“仅商及华北中日通航、开采龙烟铁矿、沧石铁路等问题。”可见其被动程度。

12月5日，行政院电宋哲元，不承认“中日经济开发协定”。

这下宋哲元可麻烦了，日本人可不管你“中枢”同意不同意，签了合同就得办。天天找宋哲元，纠缠合同执行问题，搞得宋不胜其烦。

本来，萧振灜在的时候，曾经在“8人会议”上规定过，凡对日交涉，尽可能不要由宋哲元亲自出面，就是怕宋哲元一旦应了日本人什么事情，就一点回旋余地都没有了。结果宋不听，尤其是他走上前台之后，经常直接出面与日本人打交道，这下难办了。无奈之下，宋又想到了他的老搭档。

据秦德纯回忆：”此后日军益趋骄横，屡向宋哲元将军提出华北特殊化之无理要求，同时依附日阀之汉奸潘毓桂陈觉生等复为虎作伥，从中怂恿极尽威胁之能事，均经宋将军严词拒绝。但宋将军系一纯朴厚重热诚爱国之将领，迭经繁渎精神苦闷已达极点。曾于二十六年二月上旬一日告我曰：“日本种种无理要求，皆关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当然不能接受。而日方复无理取闹，滋扰不休，确实使我痛苦万分。日方系以我为交涉对象，如我暂离平津，由你负责与之周旋，尚有伸缩余地，我且相信你有适当应付办法。因此我想请假数月，暂回山东乐陵原籍，为先父修墓，你意见如何？”

秦德纯当即表示反对——事情是你做出来的，你想走，我还想走呢！让我替你顶缸，我不干。于是秦德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宋哲元当年劝他的那一套回敬说：“此事绝非个人的荣辱苦乐问题，实国家安危存亡所系，中央把责任交给你，不论你是否在平，责任总在你身上，因此我决不赞成你离开北平。”

秦德纯说：“当时宋将军并未坚持，因把回山东的打算暂时搁置。但到了二月二十日以后，日方交涉益繁，压迫愈甚，宋将军以心情恶劣，决定请假回籍，把交涉责任落在我身上，宋将军临行告我两事：①对日交涉，凡有妨害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②为避免双方冲突，但亦不要谢绝。我就在这不接受与不谢绝两种相反的原则下，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应付了四个多月。”

秦又说：“2月下旬起，日人几乎每天都来看我，平均每天最少一二次，日人中有军事人员、外交官员、贵族院议员、新闻记者、退役大将等，当时我不但觉得不胜其扰，而且处境十分艰难，如果说错一句话，就会被认作是外交口实。连我和部属或朋友间的私人谈话也要特别慎重，因为当时日本人收买汉奸，常常将有关外交问题的情报交给日本人，所以我在这一段时期一切小心翼翼，谨慎从事，仅半年时间，我的头发已经半白，脱落了很多。”

“当即电陈中央请示机宜，旋奉复示大意要在不丧权不辱国大原则下，妥慎交涉，中央定予以负责支持，当即遵照此原则相与周旋。到五六月间已达极度紧张阶段，日方使用武力侵略之企图，已成弯弓待发之势。”

时间，就这样来到了1937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