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84)

同时在做情报工作的，还有天津的陈恭澍。1936年夏天，陈恭澍回到天津任站长，在参与实施“制裁”殷汝耕的同时，陈恭澍也没有放松情报工作，他的工作重心，是天津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的情况。

据陈回忆：在天津站的“情报员”里，有一个特别突出的人物叫做“张九”，但是，除了这个化名以外，天津站就不了解他的任何情况了，包括他的职业、住址，什么都不知道。

为什么说这个人特殊呢，在于他情报的质量，全是有关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的情况，用陈恭澍的话说：“情报内容，动态、静态皆有，从军事调动、军力部署，到攻防策略，以及指示汉奸从事骚扰活动等，件件重要。全是我们最需要的。”

作为站长，陈恭澍需要对这些情报做出判断，才能向特务处本部报告。正因为这些情况过于重要，也过于对自己的“路子”，陈恭澍在欣喜之余，也不得不多加小心。

最初，陈对张九的情报持怀疑态度，但经过几次验证，发现他的情报，起码有“十之六七”是比较靠谱的，不容他不信。

那么，他这些情报的来源是什么？张九又为什么要提供这些绝密情报呢？难道就是为了每月那二、三百块钱？

陈恭澍担心敌人在使用“反间计”，即把虚假的材料中混杂若干真实的东西，以取得自己的信任，其后再达到某种目的。

对此不得不防。陈恭澍决定要对此人进行一番调查，他开始了解此人的来历。前面说过，陈恭澍因为“石友三”处理不当，畏“罪”潜逃，被关了禁闭，在此期间，他的北平站站长职务交给了张炎元、实际兼任的天津站站长则交给了吴庚恕。

问题是在陈恭澍重新接任天津站之前，吴庚恕已经离任，所有的“站务”，陈恭澍都是从天津站书记曾澈那里接过来的

于是陈去找曾澈，曾说，我也不了解张九的来历，你可以问一问张九的联系人张奉馨。

陈又找到天津站的情报特务张奉馨，张说：“此人20多岁，不到30，操普通国语、略带东北口音，可以判定绝不是日本人冒充中国人。虽然相貌长得不俗，却总带着一脸霉气，抽起香烟来一根接一根，就没有停过。看上去不是有毛病，就是有毒瘾。”

张奉馨又说：“张九这个人颇有才气，他所提供的情报资料，并不是事先写好了带来的，差不多每次都是找一个僻静的所在，随便找一张纸，走笔如飞，一挥而就，连一个字都不用改，也绝不再看第二遍，而且从来一个字都没有错过。”

这个情况引起了陈恭澍的浓厚兴趣，他决定找张九聊一聊。

见面的地点选在法租界。陈恭澍开门见山：“你能明白告诉我你是干什么的么？”

张九说：“我在日本驻屯军属下的一个单位做翻译。”

陈又问：“什么单位？”

张九答道：“现在不能说，是为了我的处境，将来可以毫无保留地交代明白。这一点务必要原谅我才好。”

张九不肯说具体的情况，也可以理解，毕竟，搞日本人的情报是性命交关的事情，能够说出“在日本驻屯军属下的一个单位做翻译”，已经够明白的了，不能再说了。

对此，陈恭澍表示理解。他接着又问：“你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啊，豁出命来干这个事，其中必有缘由。

张九很痛快：“钱。”

陈恭澍又问：“你要钱何用？”

这次张九没有回答，顾左右而言他。实际上亦无须回答，因为陈恭澍已经看出此人是个“瘾君子”无疑，每天都需要大量的钱吸食海洛因。

此后，陈恭澍有意地多给他一些钱，果然情报的质量越来越高，这种“合作”，一直持续到1939年初，陈恭澍奉命到河内，“制裁”汪精卫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