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83)
离开山西，下一站就是北平。
戴老板派下来的人，那就是钦差大臣，谁敢怠慢。据乔家才回忆，刘培初他们到达的时间，比预计早了一天，因此他们连夜准备了汇报所需要各种材料表册，交给视察团。
第二天，乔家才、周世光在中山公园请刘培初坐地，喝茶，同时汇报工作。
这次谈话，乔家才、刘培初在晚年的回忆录中都曾经提及。
刘培初的记载非常简单：“我们到后，先检查内勤工作。”
相比之下，乔家才的记载可详尽多了。
三人都是初次见面，谈了没有几句，刘培初忽然向乔家才问起一件与工作无关的事情。据乔回忆，刘培初问的，是北平区书记毛万里的私生活，跟一位女士有关。
乔家才听他提起这件事，顿时警觉起来。
这是因为，毛万里跟刘培初之间，原本就有“茬儿”。当时，毛还在给戴笠当机要秘书，有一次用公家的电台办自己的私事，结果为刘培初得知，举报给戴笠。戴笠大怒，将毛万里关了一个月“禁闭”，秘书也干不成了，“贬”到北平来当书记。
另外，就在刘培初此次视察之前两个月，乔家才还接到戴笠的一封电报，电报中，莫名其妙地责备乔家才，不应该与毛万里“闹不团结”，看得乔家才一头雾水，不知道是谁传了闲话。
基于这两点，乔家才不能再说任何于毛万里不利的事情，于是，他对刘培初说：“不知道，我没有看见过。”
刘培初听了很不满意，转而又问周世光。周世光也是不久前才从“南昌行营调查科”转过来的，不知道这里边有这么多事，另外可能性格也比较直爽，于是就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讲了很多，刘培初听了，十分高兴。他对乔家才说：“我看你这个站长连话都不会讲，简直不如周世光同志。”
这话，基本上相当于指着鼻子骂大街了——大凡初次见面，一万个人里都不会找到一个像刘培初这么说话的。像乔家才一样，刘培初也是一个性格非常“艮”的人，说话丝毫不带拐弯的，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听了刘培初的话，乔家才怒不可遏，于是他软中带硬地说：“的确，我不如世光同志。刘先生，你不是代表戴先生来视察工作么？就请你下张条子，把我和世光的工作对调一下，我很高兴世光来接替我的工作，我去担任站书记。”
这一下把刘培初给噎得，半天没说出话来。刘虽然是“钦差大臣”，可权力还没大到办理人事调动的程度。
刘培初没话了，乔家才还有话，那也是一个讲话不饶人的主儿：
“我身为站长，说话要负责任。不能道听途说，向一位视察团长报告没有亲眼所见的事情。今天，你刘先生有三点绝对错误：第一，你以视察团长身份向北平站长这样说话，迹近侮辱，有失你的身份。士可杀不可辱，你知道么？第二，毛万里是被你告倒，才调北平工作的，如果你回去向戴先生报告他的私生活，戴先生心里一定认定你的气量小，不识大体，会减低对你的信任。第三，戴先生给我来过电报，在他心目中已有成见，认为我和毛万里在闹意见。如果你根据我说的话向戴先生报告，岂不是证实了我真的和毛万里闹意见么？所以，我绝不能向你说毛万里半句坏话，你懂么？”
乔家才这辈子，吃亏就吃亏在他这个脾气上，忒直。
这一大套话说出来，乔家才是解了气了，可是他马上想到，这一场论战，“无疑地得罪了一位很有权势的钦差大人，那还了得？”
但是，乔家才的倔脾气一上来，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他想：“我不服气这位视察团长，绝不向他低头，我准备卷铺盖，办理移交，等着！”
这一天的“汇报”，不欢而散。
但是此后发生的一件事，却使得乔家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刘培初的看法。
按原定计划，汇报完了内勤工作，第二天，乔家才还要陪着刘培初，访问所有的“外勤同志”，打架归打架，工作不能不干。
头一天，俩人本来商量好，都骑自行车去。结果刚要出发，忽然天降大雨，这下可难办了。站里倒是有汽车，可觉得那样的话目标太大，担心暴露；改乘人力车吧，时间来不及；取消访问吧，失信于下级，更不行。
于是二人商定，骑车出访，一切计划不变，刘培初的视察团下榻在北京饭店，于是，俩人一早从王府井往北，到北新桥、东四、东单，再到西单。中午简单吃了点饭，接着往北，西四、新街口，然后是后门桥、鼓楼，最后回到乔家才在定阜街的寓所，举行欢迎视察团的聚餐会。
这一天的确够辛苦，乔家才深有感触地说：
“滂沱大雨中，在北平城里绕个大圈子，费了一整天时间，确实不是一件平凡的举动，任何一个中央派出的人员，都不会做这样的傻事，培初兄却做了。天气没有阻止我们原定的计划，我们按照原定的时间访问了每一位同志。他们看到我们象一对落汤鸡，按时到达，的确深受感动。如此一位中央大员，给予每一位同志印象太深刻了，对于每一个同志的精神鼓励，其效力之大，真是无法估计。我对他这种精神和作风衷心钦佩，他能排除了官僚作风，确实不是一个平常人物。”
送走了视察团，乔家才心里，多少还有些不踏实。毕竟，他与刘培初只是一面之交。冒雨视查，不过反映了刘的工作作风，是公德；是否挟嫌报复，反映的才是一个人的品质，是私德，是内心深处的东西，这才是最本质的，而看穿一个人的本质，需要时间。
等啊等啊，乔家才始终没有等来预计中的“报复”，直到一年多以后的“七七事变”，乔家才始终在北平，站长做得稳如泰山。
乔后来回忆说：“显然，视察团回去，对我这个倔强的站长，没有做坏的报告，可能连毛万里的私生活也没有报告，这就不一个平常人所能做到的。”
又说：“假定那次遇到另外一个同志，我准会吃暗亏的，因为我对培初兄的态度，要比他对我的态度要坏得多。”
不打不成交，两个人经过此番交手，彼此惺惺相惜，日后居然成为莫逆之交。再往后，二人先后回到重庆军统局本部，且相继担任督察长一职，并称为军统的“两条硬汉”，也是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