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82)
刘培初的运气很好，加入“团体”不久，就奉戴笠指示，令他和周伟龙等一批特务处高级干部到庐山“晋见“蒋介石。据刘回忆，在去庐山的船上，不知是谁提议戒烟，周伟龙和另一个湖北籍的特务、军校四期的刘凤轩马上表示赞同，把身上带的三五、加里克等全扔进了江里，做出一副决心很大的样子。结果等一下船烟瘾就犯了，俩人悄悄躲在旅馆的房间里一通狂吸，还都让刘培初不要与对方说，结果刘给他俩使坏，趁俩人都在抽烟的时候骗二人到一起，让他们自己看看“戒烟”的成果。
从庐山回来，刘培初就被任命为湖北站副站长。
刘培初是一个办事很扎实的人，当了特务，依然如此。一次，戴笠从南京发报，要求为他在汉口法租界租下一所宅子，但没说干什么用。
房子很容易地找到了，刘培初心想，既然是戴老板的要求。一定有重要事情发生，应该对其周围的环境进行一番调查，问题是当时的特务处及其分支机构都属于草创时期，还没有来得及在巡捕房安插自己的人，查不了户籍。
于是，刘培初亲自出马，他化装成一个厨师，假装找工作，到这所房子的周围，专门找那些使女、老妈子闲聊，这样用了两天时间，基本搞清楚了邻居们的基本情况。几天以后，戴笠来了，第一件事，果然就是了解这所宅子周围的情况，刘早有准备，对答如流，戴笠极为满意。
不久，南京派来两个新“同志”一个苏某，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另一个周某则是军校六期的同学，二人“衣着入时，颇为洋派”。刘培初觉得他们过于招摇，不太适合做秘密工作，决定杀一杀其骄气，于是他嘱二人稍事休息，下午安排他们做一件特殊工作。
四点钟，俩人来报到，刘培初说，现在有一项侦察任务，须化装前往，于是带他们到化装室，命二人扮成人力车夫，“最初他们一肚子的不高兴，说化装各种人士均可，何必一定要化装下等苦力？晚上进行尚可，白天熟人太多，似乎不妥。”对此，刘培初“不予理会，只叫他们听命去干。”并告诉他们，在几点几点之前，必须到某处等候命令。
二人心里有气，认为刘培初是在故意捉弄，但又无可奈何，拉着黄包车出来，跑了足有4、5里路，才到达指定地点。一会儿，二人发现又是一辆黄包车过来了，看车夫的长相，似曾相识，仔细一看，正是刚给他们分派了任务的刘培初。
据刘回忆，当时二人看到他，顿时感到“精神为之一振”，这时，“巷内工作同志出来，分别拉车回站，然后请他们洗澡吃饭。”
对此，二人心悦诚服，后来，苏某成为军统的重要干部。刘培初很得意地说：“这种训练同志的方法甚多，在此不过略举一例而已。”
不久，刘培初一跃而为特务处“华中区督察”，负责“督导”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四省工作，这几个省站的负责人，像特务处河南站站长刘艺舟、湖南站站长蒋肇周、安庆站站长蔡慎初，都是特务处成立之初就参加“团体”的“老同志”了，现在反过来要向刘培初汇报工作。像蒋肇周是军校三期的学长；蔡慎初则一直在安徽工作，前面讲过的，曾参与行刺杨永泰的龚柏舟，就是蔡慎初带人在芜湖抓获的。刘艺舟虽然是六期的，但他是1893年生人，比刘培初大十来岁，简直不能算是一代人了（整个特务处，除了王天木，就属刘艺舟岁数大了；不仅如此，在整个黄埔学生中，刘艺舟都属于岁数最大的之一）。
同时，刘培初还以《军事杂志》社武汉区主任名义，与四省“军事首长保持联络”，风光至极，与当年差点被砍了头的刘培初相比，几有云泥之判。
1935年春节，刘培初参加了特务处的全国督察工作会议，会议在杭州浙江警官学校召开。据他讲，这是特务处成立以来第一次把这么多的高级干部召集在一起开会。同时，这也是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科”并入特务处以后的第一次大聚会，在此之前，这些在不同地方从事秘密工作的特务们，许多人彼此之间都没见过面。因此，会议搞得非常隆重，头天除夕夜，警校的学生还专门搞了一台文艺节目，欢迎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特务头子。
参加会议的，除了柯建安、邢森洲外，还有各地的督察如王平一、叶道信等人。会上，戴笠大讲“我们工作的政治意义、与国家关系，要大家研讨出一套具体的工作规律出来，讨论出一些可行的办法。”
王平一、叶道信，都是原“南昌行营调查科”的，据刘培初讲，这俩人都是留苏回来的，熟悉苏联情况，也熟悉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在会上颇为活跃。当时刘与王平一住一个房间，结果因为开玩笑开过了头，俩人差点动手打起来。当时戴笠看见了，说:“你们俩都什么岁数了!”因为打了这一架，王平一、刘培初俩人后来还成了好朋友。
王平一是北平区督察，陈恭澍在他的回忆录里，也曾经提起此人：“此际，军统局系统，全面的建立了督察制度。北平方面，派来王平一任督察，其地位与站平行，实际上就是为监督北平站而设。王平一，山东人，留俄学政治，参加邓文仪学长所主持的南昌行营调查课。调查课拨并军统局后，改由戴先生领导。他短小精干，虽然有一点口吃，但仍不掩其才华。”
后来陈恭澍“畏罪潜逃”跑到归绥，王平一还曾经去找他。
这次会议，对特务处而言，是一次及其重要的会议，从此，不仅督察制度趋于完善，还拉近了原特务处人员和“南昌行营调查科”的距离，增进了“团结”。
会后，刘培初被调到南京特务处本部，负责军事情报工作。此时的刘培初，红得发紫，据他回忆，当时，特务处洪公祠办公室的改建工程，包括后来军统局在重庆磁器口缫丝厂办公区域的规划设计，都是戴笠同他商议后进行的。
在此期间，还有一件让刘培初终生引以自豪的事情，那就是他发现了西安事变的一个线索，这个材料，与北平区上报的廖划平的那一件，还不是一回事。西安事变以后，许多人责难戴笠没有及时发现相关线索，于是，特务处拿出了事前上报的诸多情报，其中，既有廖划平的，也包括刘培初上报的这一件。
1936年初，戴笠令刘培初组织一个“全国工作视察团”，“把全国的工作做一检视，回来再决定改进办法。”视察团由4人组成，除团长刘培初外，业务上的分工是这样的，顾子载负责情报、周康负责人事、林尧民负责经济。
顾子载是个日本通，也是“南昌行营调查科”过来的。
由于预定前往的平津、察绥、山东、山西等地，在当时都不完全服从“中央”，因此，到这些地方，必须在绝对机密的情况下进行，否则，不但自身有危险，也会给他们视察各地的潜伏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这个所谓“视察团”的出行，颇费了一番周折。4个人都制作了一份“铁道部专员”的证件，作为掩护身份。据刘培初回忆，当时为了制定一个与南京特务处通报的密码本，都准备了好几天。
第一站是太原，一上正太路，就被“阎先生的宪兵盘诘，一下车便有人跟踪，我们不能以探亲访友方式去接洽人物，只好以逛公园方式，在公园内分开活动，使少数跟踪者分身乏术，抽身找到指定的接头地点而取得联系。”
山西的负责人是薄有绫和张存仁，都是当地人。他们对刘说，山西的工作环境非常困难，阎锡山实行24小时电讯监控，除了每天零点借着对方监控员换班的半个小时可以与南京特务处本部通话以外，其他时间都不能与外界联系，否则三天之内一定会被查出来。
尽管如此，据薄有绫、张存仁介绍，他们在阎锡山的“军政核心均有有力的线索布置，故对其活动与布置，均能洞若观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