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73)

关于日军策动“华北五省自治”的经过，不妨看看侵略者的自述，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的《华北治安战》，资料很丰富，可能很多朋友都看过，笔者在这里就直接引用了，其中有颇多的教训值得汲取。

“由于上述两协定（指《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华北间题告一段落，但这又成为下次飞跃的基础。

1935年8月，更换了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由多田骏少将到天津接任。当时奉天特务机关长是土肥原贤二少将，关东军参谋副长是板垣征四郎少将，此三人由奉天、新京、天津紧密合作，华北工作进一步飞跃发展。华北工作的意图是由中国方面有志之士成立自治政权，脱离南京束缚，将日满与华北引向亲善状态。因此，这一工作的对象，是察哈尔的宋哲元、济南的韩复渠、山西的阎锡山、河北的商震等华北将领。

首先开展了察哈尔的工作。8月5日在张家口缔结了《松井(源之助—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张允荣协定》，确定口北六县由蒙人保安队担任治安维持工作。同年12月驻扎在察东特别自洽区的李守信军，根据关东军的指示进驻这一地区(察东事件)，迫使宋哲元交出口北六县的行政权。

10月又在察东的香河县揪起了农民自治运动。殷汝耕(根据塘沽协定设立的蓟密停战区督察专员)于11月24日将停战区22县归其管辖。在通州设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26日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中央(南京)实行自治。随着冀东政府的出现，从大连方面向冀东沿岸地区的商品输入频繁起来，因而刺激了国民政府，加深了日中之间的隔阂。

宋哲元在8月末，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第二十九军主力也移防至平津地区。针对这种情况，土肥原少将去天津，策动宋哲元建立新政权。到12月8日.南京政府也承认了河北、察哈尔的自治，确定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名称，并且赋予该委员会以军事、外交、财政、人事、交通等方面广泛的权力。其管辖区为冀察二省及平津二市，任命宋哲元为委员长。该委员会于同月18日宣告成立。”

具体到“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经过，资料很多，一不留神就成为抄袭，所以笔者再一次躲懒，仅提出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11月3日，在日本人的压力之下，北平市市长袁良辞职，以宋哲元暂代。

11月6日，行政院决定：任秦德纯为北平巿长，萧振瀛为察哈尔省主席，萧暂时不能到任，由张自忠代理。

11月7日，日本驻南京的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武官雨宫访外交部次长唐有壬，提出“华北自治”问题。

同一天，天津日驻屯军司令多田骏与土肥原贤二等召集会议，提出了“华北自治”的要点：以“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为自治政权的名称，辖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平津二市；委员长为宋哲元、顾问为土肥原贤二；开发湖北矿藏，使之与“日、满结为一体”；脱离“法币”，建立五省通用货币，与日元发生关联；保留南京的“宗主权”地位。

上述“要点”，实际上成为日后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蓝本。

11月11日，土肥原贤二迫宋哲元于11月20日前就“华北自治”问题表示最后态度。

11月15日，蓟密区兼滦榆区行政专员殷汝耕向“中央”要求华北自治。

11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讲述外交方针：“内求自存，外求共存，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抱定最后牺牲决心，而为和平最大努力。”

同日，秦德纯、萧振瀛招待北平教育界名流，“说明华北近况”，教育界人士请宋哲元“力撑危局，勿使国家领土主权受分裂损害”。

11月20日，日本大使有吉明会见蒋介石，要求“中央政府勿压制华北自治运动，中央军队不可北调，并指陈中国币制改革，未先与日协商，有碍中日合作。”蒋答以“凡违反国家主权，妨害行政统一之自治运动，均难容忍，如有事故必能镇压，无庸中央用兵。对于华北局面，已定有办法，军委会北平分会将撤销，另派大员与日方商讨调整关系，允考虑广田三原则，但华北发生事故，必至陷于无可商谈之结果。”

11月25日，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通县成立，池宗墨、王厦才、张庆余、张砚田、赵雷、李海天、李元声、殷体新等为“委员”，殷汝耕为“委员长”。

11月26日，行政院决议：（一）裁撤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二）特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三）特派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四）拿办殷汝耕，裁撤河北滦榆、蓟密两区专员公署。

11月20日，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何应钦北上赴平。为打消宋哲元的顾虑，何出发以后，蒋介石还专门给宋哲元发了一通电报：“何部长昨乘车北上，约明日可到平。临行之前，中正尤其对于各种机构之如何改组、与任务之如12月3日，何应钦到北平，偕陈仪、熊式辉与宋哲元、萧振瀛、秦德纯进行会谈。这次“会谈”，实际上成为29军对“中枢”的一次“交底”，在会谈中，萧振灜表明了“吾等始终主张何（应钦）来平主持之意”，然而，何应钦却从中听出了“弦外之音”。

职到平后，观察所及，认为‘驻平长官’一职，绝对不能就任。已面允‘’‘职，不就长官’之言告之；又就对外言，日方种种压迫永无

果不其然，12月5日，宋哲元赴西山“休息”，后又移住颐和园谐趣园，称“一切听命何应钦负责处理”。

12月7日，何应钦电请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中央“电覆照准”。

12月9日，北平学生大游行，提出六点要求：（一）反对所谓自治运动；（二）宣布此次交涉经过；（三）不得任意捕人；（四）保障地方安全；（五）停止一切内战（指“剿共”）；（六）准许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这场抗议活动，是为“一二九”运动。

12月12日：国民政府令：（一）任命宋哲元为河北省政府主席；（二）任命张自忠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三）任命萧振瀛为天津巿长。

12月18日，宋哲元发出就职通电：“案奉国民政府令开特派宋哲元、万福麟，王揖唐、李廷玉、贾应耀、胡毓坤、高凌蔚、王克敏、肖振瀛，秦德纯、张自忠、程克、门致中、周作民、石敬亭、冷家骥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宋哲元为委员长，此令，并奉令颁下冀察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等奉此，哲元遵于本月十八日依照组织大纲，将冀察政务委员会组织成立，并偕在平各委员于是日同时就职，谨电奉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叩。”

至此，在29军于1930年12月24日成军整整五年之后，宋哲元坐拥冀察平津二省二市，成为了实至名归的“冀察王”，威风八面，回想起1930年住山西大酒店时的窘迫，恍如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