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67)

按下葫芦起来瓢，“河北事件”还没有搞定，又出了“张北事件”。

张北县，位于张家口之北，故得名张北，民国时期隶属于察哈尔省，今属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们平常所说的“坝上草原”，其中就包括“张北坝上”。

驻张北的是29军第132师赵登禹部。

所谓“张北事件”，其实先后发生过两件事。

第一次是1934年10月27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外务书记生池田克己等8人，由张家口前往多伦旅行，途经张北县。卫兵令其停车进行例行检查时，遭到川口等人拒绝，僵持了一段时间后放行。

10月29日，日方向29军参谋长张维藩提出抗议，称中国士兵侮辱日本外交官。次日，日本武官高桥坦又向在北平的宋哲元提出了抗议。

为息事宁人，11月25日，宋哲元令赵登禹向日方道歉，并免去了“肇事士兵”的连长的职务。这还不算，12月1日，中国政府又许诺日本人在察哈尔省可以“自由旅行”，不须检查携带物品。另，中国军队撤退至长城以西。

第二次是1935年5月31日，日本驻哈巴嘎旗特务机关长及其属员大月桂、大井久、山本信等4人，乘车从多伦出发去张家口。6月5日下午4时许到张北北门，132师哨兵拦车检查，发现日方没有携带护照（察哈尔政府曾与日本领事馆商定，必须由领事馆致函省政府，才能批发护照），而且态度极为蛮横，准备抢关通过，卫兵遂将几个日本人带到132师军法处。

兹事体大，师长赵登禹做不了主，于是打电话给北平的宋哲元请示。

宋哲元和秦德纯都是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委员，每周三都要到北平开会，当时的通讯不够发达，结果赵登禹没有及时联系上宋哲元，这样就耽误了一段处理的时间。

据秦德纯回忆，出事以后8个小时，宋哲元才得知此事。他们二人商量，觉得总这么扣着也不是个事，于是决定放了，但下不为例。

宋以为他的举措是开恩了，孰料日本人却不领他这个情。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当即以华北驻屯军的名义提出抗议，并与国民党中央进行“交涉”。

土肥原贤二，1883年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步兵科毕业，与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还有阎锡山都是同学。

土肥原贤二与板垣征四郎、矶古廉介并称为日本陆军的三大“中国通”，土不但能操一口“京片子”，据说还会好几种方言，原因是他在中国时间太长了，1912年就被派到中国工作，因此还耽误了升迁，1927年才升为大佐。而那位与他同岁的中国同学阎锡山，早在1916年的时候，就是山西督军了。1928年，时任国民党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的阎锡山，统管河北、察哈尔、绥远及平津三省二市的时候，土肥原贤二还在给张作霖当顾问。

1928年6月4日，土肥原贤二与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一同策划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由于张的死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张学良在短时间内稳住阵脚并旋即倒向南京，日军方高层极为震怒，将河本大作开除军籍，并将土肥原贤二撤职。

“九一八事变”以后，曾短时间出任“沈阳市长”的土肥原贤二献策，建议由前清废帝溥仪来担任即将成立的伪“满洲国”的首脑，得到允可。土肥原贤二亲自到天津张园会见溥仪，最终将这位年仅25岁的年轻人拉下了水。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溥仪将吉林长春改名为“新京”，并就任“执政”。同年4月，以策划伪“满洲国”成立有功，年近50岁的土肥原贤二终于晋升为少将。

1933年，日军侵占热河之后，土肥原贤二被任命为关东军特务机关长，统管华北特务机关。

负责处理“张北事件”善后的，是何应钦和“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

按：热河失守以后，张学良辞职，原由张学良领衔的华北地区政务机构“北平政务委员会”被撤销。华北一切事务均由何应钦说了算，但是，何应钦的“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是一个军事机构，直接处理民政多少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亟待有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机构来掌管政务，借机把一直把持在张学良的东北军手里的华北事务接管下来。因此，1933年5月3日，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设立“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统管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五省和北平、天津两市政务。

考虑到当时的情况，这个委员长的角色，更多地要和日本人打交道，因此蒋介石选定了他的义兄黄郛担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因为黄郛也是留日的，而且他并不是国民党党员，没有浓厚的“中央”色彩，较易为日方所接受。

5月17日，黄郛到北平就任，甫一到任，就与何应钦共同主持了《塘沽停战协定》的签署。随后，在“接收”滦东、平北等在热河抗战中形成的“交战地区”的过程中，黄考虑到这里已经成为日军“自由出入区”，遂设立了两个行政督察区，即“滦榆”区和“蓟密”区，“滦榆”区专员为陶尚铭、驻唐山；“蓟密”区专员为殷汝耕，驻密云。

对此，萧振灜曾评论为：“派殷汝耕为专员，实留置华北之祸根。”为此，萧还专门给老蒋写了封信，“说明黄郛如此措施，将贻国家以祸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