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63)

29军初露锋芒，是1933年的“长城抗战”。

1933年1月3日，日军攻陷山海关，开始酝酿进攻热河。

3月3日，一架日本飞机对热河首府承德进行了轰炸，热河省主席兼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吓得心胆俱裂，当即携细软逃到滦平。

汤玉麟，1871年生，辽宁阜新人。

汤玉麟是张作霖的拜把子兄弟，曾救过张的名也曾背叛过张。汤酷爱老虎，1929年1月10日，张学良在大帅府“老虎厅”枪杀东北军参谋长杨宇霆和黑龙江省督军常荫槐，“老虎厅”中摆着的两只老虎标本，就是汤玉麟献给张作霖的。

汤玉麟颇爱财，聚敛了不少财富，在天津购置了大批房产，有的保留至今。3月1日，日军已经迫近，汤还从承德运送鸦片入古北口贩卖。

3月4日，128名日军开进承德，标志着热河陷落。

热河是华北各省最陷落的，受日军荼毒最深。承德的避暑山庄，老建筑也被烧了，古树也被砍了，铜器都抢去熔化做了武器，连外八庙筒瓦上的包金也给刮走，都是拜日军所赐。

说起来，汤玉麟还是张学良的叔辈，他这一弃守，可把张学良害苦了。

3月7日，国民党监察院弹劾张学良、汤玉麟，并建议军法惩办。

次日，国民政府明令通缉汤玉麟。

3月12日，国民政府批准张学良辞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职务，由何应钦代理。同日，张学良由北平飞抵上海，随即出洋。

整整一年之后，张学良又回来了，但他没有再回北平，而是去了武昌，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

张学良不会想到，此生他永无再回北平的机会。

热河是华北的屏障，热河一失，门户大开，从此华北再无宁日。

此前，29军已经奉命将一部分部队从山西调到平东蓟县、通县一带，承德陷落以后，29军奉命移驻喜峰口。

由于汤玉麟不战而退，热河失陷实在太快，当29军以每日120里的速度急行军赶到喜峰口的时候，这个长城著名隘口已经被日军攻陷。

3月9日，29军开始强攻喜峰口，由于日军占领了高地，昔日的长城反而成了日军的工事，我军从下往上仰攻，等于是以血肉之躯往日军的炮火上送。

此前，萧振灜去南京向老蒋汇报29军的部署情况，奉蒋之命，陪同邵元冲等人到前线“劳军”。据他回忆当时战斗之惨烈：“一连士兵，生还者不过二、三人，连而继之以营、营而继之以团，牺牲惨重”。

在这种情况下，宋哲元下了死命令：“纵全军牺牲，必得高地。”

张自忠、冯治安等人见到“萧大哥”，诉说将士前赴后继的悲壮情形，都哭了。

萧振灜鼓励他们说：“今日吾人全军战死，亦无负国民倚畀矣。”他与在火线上的37师119旅旅长赵登禹通话：“闻你腿部受伤？”

赵说：“很好，没有关系。”

萧说：“希望都死于前线，为国尽忠。”

赵说：“好！”

当夜，赵登禹从火线赶回，建议间道奇袭，并提出由他本人承担这个任务。据萧回忆，当时大家看他已负伤，都不同意，“赵以佩刀柱地蹶然而起，疼剧至全身为之战栗，毫毋顾、强行，奋然曰：吾必破贼，勿复我留！”

后面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3月14日，赵登禹等夜袭潘家口日军阵地，“挥刀冲击，杀声震陵谷，敌气为夺；将士奋力格斗，只见风影电击，敌颈血四溅，死亡枕籍；未及膏于我军锋锷者奔散逃脱。”至3月14日，29军夺回喜峰口高地。

喜峰口战败之后，日军转而进攻罗文裕。镇守罗文裕的，是29军暂编第3师刘汝明部，从3月17日至3月20日，双方激战三天三夜，日军终于退去。

以喜峰口、罗文裕胜利为主的一系列战斗，在历史上，统称为“长城抗战”。

经此一战，29军名扬四海，成为与上海“一二八”抗战的19路军齐名的抗日劲旅。

喜峰口大捷是“九一八”以来对日作战的第一次胜利，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均获得“青天白日”勋章，赵登禹积功升为132师师长，晋升陆军中将。刘汝明部则改为143师，刘仍为师长。

此后，29军又收编了一部分东北义勇军，改编为骑兵第9师，师长，原拟由萧振灜兼任，因萧担负着与“中央”联系的任务，经常外出，最后改由郑大章担任，就是那个在“中原大战”中差一点劫了蒋介石专列的郑大章。

到此，29军已经发展为5个师，成为一支谁也不敢小觑的劲旅。

至于“逃跑将军”汤玉麟，在走投无路之下，一度投靠了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1933年10月，宋哲元将汤的残部收编，给了他一个29军总参议的闲职。1934年1月，国民政府取消了对汤的通缉令，后汤回天津做了寓公，于1937年5月抗战爆发前病死。

汤玉麟的手下还出了个著名的汉奸，我们以后要讲到，那就是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