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53）

最先接到报告的，就是王冷斋。

王冷斋很敏感，得知此事，马上意识到日人此举显系构衅无疑，于是，王冷斋第一时间将此消息汇报给了“外交”主管部门——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

如果说，冀察政务委员会，下边设有一个叫“外事委员会”的专门机构，以处理“冀察”地区与外国某地区进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的相关事务，那并不奇怪。

但现在的问题是，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一个地方行政机构，下边居然设立有“外交委员会”，可谓荒唐至极！

所谓外交，主体是国家，外交权是指国家元首、政府、外交部门和使领馆所拥有的职权。冀察政务委员会居然拥有外交权，岂非咄咄怪事！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三十年代的华北，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的形势有多么尴尬了。

接报的，是“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宗瀚，还有专门负责对日“交涉”的“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

兹事体大，魏、林二人不敢擅专，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此时北平的最高长官秦德纯。

秦德纯，1893年生，山东沂水人。

与其他多数老西北军高级将领不同，秦德纯是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军人，山东陆军小学、北京陆军第一中学、保定军校一路念下来，毕业以后投入直系部队。秦德纯并不是西北军的老人，很晚才到冯玉祥手下，到1928年“二次北伐”，冯玉祥部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秦德纯任第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兼二十三军军长。

中原大战以后，西北军被打散，冯手下的宋哲元、张自忠、赵登禹等人的部队都被打得稀里哗啦，不得不退入山西。

经过一番艰苦折冲，1930年11月，蒋介石终于同意将西北军残部和一部分晋军改编成边防军，受张学良节制，秦德纯就在这个时候与宋哲元走到了一起。

1931年1月，东北边防军第3军成立，宋哲元为军长，秦德纯、刘汝明为副军长，下辖两个师，37师师长冯治安、38师师长张自忠。同年6月，在国民政府对全国军队的整编中，东北边防军第3军被改番号为第29军，后来扩充为5个师。

当时，谁也不会想到，6年之后，这支部队在现代史上，会有那么大的名头。

1937年的秦德纯，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常委（另外两名常委是东北诗人刘哲和后来当了汉奸的王揖唐）、29军副军长、北平市市长。宋哲元不在，北平的一切事都由秦德纯说了算。

7月7日下午，秦德纯还在市政府开会，邀请胡适、傅斯年、梅贻琦、张知本等20多位北平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报告局势紧张情形，交换应付意见”，“诸先生亦均开城布公恳切指示”。会后又吃饭，到晚上10点才散。

据秦回忆:当夜11点40分，他接到魏宗瀚、林耕宇的电话，说：“据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说：‘本日有日军一中队在卢沟桥附近演习。但在整队时，忽有驻卢沟桥之第二十九军部队向其射击，因而走失士兵一名，并见该士兵被迫进入宛平县城。日本军官要求率队进城检查。’”

当时秦德纯详细指示了对日方答复的口径：“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致起误会，惟姑念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还。”同时责成魏宗瀚、林耕宇和王冷斋与日方交涉。

秦的答复，首先明确指出日方侵犯了中国主权，站住了自己的脚步——明告诉你，“走失士兵”跟我们没有关系，“进城检查”更是想都别想。但是又允诺“代为寻觅”，算是给对方一个面子，不当面揭穿你在胡说八道。应该说，这套说辞，既有政治家的圆通与滴水不漏，又不失守土军人的堂堂正正。

同时，秦德纯还做了两项决定，一是责成魏宗瀚、林耕宇和王冷斋本着上述原则与日方交涉。二是通知部队、特别是卢沟桥守军严加戒备。

在“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帽子下，所有冀、察、平、津二省二市的行政长官均由29军高级军官兼任，所有二省二市均由29军负责守卫：

宋哲元：29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秦德纯：29军副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常委、北平市市长。

佟麟阁：29军副军长。

冯治安：29军37师师长、河北省政府主席、北平警备司令。部队驻北平南苑、西苑、丰台、保定等地。

张自忠：29军38师师长、天津市市长。部队驻天津大沽、沧县、廊坊等地。

赵登禹：29军132师师长。部队驻河北大名、河间等地。

刘汝明：29军143师师长、察哈尔省政府主席。部队驻张家口、张北、怀来、涿鹿、蔚县等地。

郑大章：29军第9骑兵师师长。部队驻通县，南苑等地。

根据上述兵力分布情况，守卫北平的，是冯治安的部队。因此冯虽然是河北省政府主席，却兼任北平警备司令。

守卫卢沟桥的，是37师110旅219团第3营。旅长是何基沣、团长是吉星文、营长是金振中。

几个小时以后，29军37师的这几位中层将领，就要名扬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