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50）

怪只怪贺衷寒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12月12日，老蒋被扣的消息传到南京，此时，最活跃的就是何应钦了。

自国民党建军，何应钦长期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蒋做黄埔军校校长，何当总教官；蒋成立军校教导团，何当第1团团长；军校学生改建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蒋是军长，何当师长；蒋做北伐军总司令，何升任第1军军长；1929年，国民党统一陆海空军，蒋做总司令，何做总参谋长。

这回，总司令老蒋出事了，何应钦顺利成章地成了“代总司令”，这是没有异议的，没有人会去跟他抢。

有异议的是何应钦本人，不知道他是不是想把那个“代”字去掉，还是急于把老蒋救出来，他好接着去做那个军政部长。总之，从老蒋一出事，何就特别积极地要组织“讨伐”，要跟张、杨决一死战。

在何应钦的挟持下，国民党中央通过了“讨伐”张、杨的决定，授权何应钦负责军事，代行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

最高统帅在对方手里做“人质”，要打，是个什么结果，三岁孩子都能回答这个问题，不需要到日本去留学。连对蒋最“苦大仇深”的冯玉祥等人，都能顾全大局，主张政治解决。

反倒是何应钦这个老蒋的同学、亲密战友，不知是怎么了，仿佛一夜之间，他就成国民党内主事的了，一意孤行，非得要动武。还给汪精卫打电报，请他回来“主持大计”，真的把老蒋当成透明人、不存在了一样。宋美龄求他都不听，反而讥刺为“你一个妇道人家，只知道救丈夫！国家的事，你不要管！”。

看起来，某些人似乎只等着两边打起来，老蒋在“讨伐”中“玉石俱焚”那一天了，自己好借机来个“凤凰涅槃”。

所以，也难怪蒋介石毕生不相信任何人，就这么一帮人，也着实不可人疼。

静极思动的人很多，这其中，就包括贺衷寒。他找到刚刚经改选上任的复兴社书记邓文仪，建议有所举动。邓文仪年纪轻，被他撮弄，召集了复兴社高级干部会议，通过了武装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公开拥护何应钦代理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叛逆之总责”。

这还不算，贺衷寒、邓文仪还收编了几百名中央各军校的毕业生，组织了一个“讨逆赴难团”，打出“武装起来，开赴潼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的旗号。

其实，贺、邓的做法，并不奇怪，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谁也看不出西安事变有政治解决的可能，既然不能谈，那就只有打，还能有什么办法？

再说了，既然老蒋已经靠不住了，还不趁早另做打算，还等什么呢！谁不想着“拥立”之功啊，再晚了，让别人抢了先，什么事都耽误了。

贺、邓的打算，并没有错，官场上，本就没有永恒的联盟，只看你能不能跟对人了。

遗憾的是，这次，贺衷寒、邓文仪跟错了。

12月26日，老蒋回到南京，首先找的就是复兴社书记邓文仪，把他叫去一顿大骂：“我在西安蒙难，你们在南京讨逆。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想改换门庭吗？”

这时，还是戴笠站出来说了“公道话”，说这事还真不怨邓文仪，都是贺衷寒在后面出的坏主意。

蒋介石又找来贺衷寒，痛斥他忘恩负义。老蒋曾对胡汉民说“我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但事实证明他很会说话，最起码很会骂人。贺衷寒被骂得羞愧不已，放声痛哭，蒋看他哭，更生气了，说“你还有脸哭，给我滚出去哭！”随即免去了贺衷寒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的职务。

此后，贺衷寒基本处于投闲置散的境地，不复往日的风光了。

实际上，老蒋对贺衷寒依托复兴社和“政训”工作，逐渐坐大的态势，早有忌惮，借着这次事变，正好归罪于复兴社，打掉“政训”这个山头，岂不快哉！

1937年3、4月间，蒋介石手谕复兴社：“停止一切团体活动”。1938年4月6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以“代表、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即“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

1938年7月9日，三青团中央团部组成，蒋介石自任团长。至此，前后维持六年的复兴社走到了尽头。

要说算账，最应该清算的，自然是何应钦，但这个人的地位实在是太特殊了，老蒋奈何他不得，只好心里骂骂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