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44）

从12月12日凌晨，张、杨分头在西安、临潼“动手”时起，两地与南京的通讯就中断了。

这里说明一下，在当年，由于通讯事业极度落后，要想控制消息，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张、杨手下有军队，事变一开始，先把所有“中央”方面的军事通讯设施控制住，第二步，把广播电台和电报局、报社控制住，基本上也就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络渠道。

因此，由于事出突然，全部“中央”势力在陕的全部机构，没有一个来得及向外部发出任何一个示警信号，便已就范。

至于戴笠寄予厚望的陕西站，由于马志超创造性地将站本部和电台与丨警丨察局合署办公，因此，在12日凌晨被孔从周来了个连锅端，马志超仅以身免。

因此，当西安事变发生后最初的一段时间，谁也不知道西安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而，没有消息，本身就是一种消息。

蒋出行在外，其“行辕”与南京的联络，是无一时中断的，一旦中断，则出事无疑。

此时的南京，已经乱做一团。国不可一日无主，平常大家都看着蒋介石不顺眼，这时候才明白，没有这样一个角色还真是不行，国家的一切事情突然没有人做主了，挺不习惯。

老蒋出事的时候，戴笠正在广州处理缉私事宜，听得西安情况有异，马上飞回南京。

特务处的电台，可说是全中国最勤奋敬业的，所有报务人员三班倒，每人八小时，不论什么时候，南京总台的灯光总是亮着的，确保与全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支台、甚至分台、组台的联络。

眼下，总台与陕西的联络，居然全部中断，令戴笠大为光火，心中早不知把马志超的祖宗问候了多少遍，不知下达了多少次“几点之前必须叫通”的死命令。问题是那边无人应声，你有什么办法！戴笠急得跟什么似的，只恨自己不能乘着无线电波飞到西安去！

第一个报道西安出了问题的，正是曾报道“藏本英明事件”的路透社记者赵敏恒。

当天，张道藩突然打电话间赵，“有没有西安方面的消息？”赵说没有，张又问，“西安有没有路透社记者？”，赵又说没有。张接着又问“能不能与西安联系上”等等，仍不得要领。于是，张道藩没再说什么就把电话挂了。

赵敏恒是记者，有一种特有的敏感，对送上门来的新闻线索，自然不会放过。他先是找铁路方面的熟人，问陇海路是否畅通，对方告知只能到华阴。

根据这些情况，又联想到张道藩的紧张情形，赵敏恒第一个发出了“西安发生兵变”的消息，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和依据完全正确。

跟着，张、杨发布《抗日救国八项主张》通电，瞬间传遍全球，轰动了世界。

这个时候，国民党衮衮诸公的众生相，用句俗语：真是“够十五个人看半啦月的”，许多人都有一种“这下机会来了”的感觉，其中表现最“出色”的，南京有一个何应钦，另一个是还在国外的汪精卫。前面说了，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在中央党部遇刺，此后一直在欧洲将养身体，事变发生时，汪正在法国戛纳。

但戴笠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欣赏“众生相”。

因为，当前的戴笠，与哈姆雷特一样，正面临着一个“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

豪无疑问，如果蒋介石完了，那么戴笠也完了。戴笠没有公职，不是经过政府任命的特任、简任或荐任的官员，只是一个群众团体的中层干部、部门经理。而这个群众团体，是以保卫“领袖”为天职的。现在，领袖在他们出色的工作下，成了阶下囚，可以想见，这个团体，面临着的前景会是什么样的。

果不其然，老蒋一出事，大家的矛头都指向了戴笠。首先开火的就是复兴社的那些军校同学，原来关系越近，现在骂得越狠，落井下石，唯恐落于人后，大有一种必置戴笠于死地而后快的劲头。

大家众口一词：

“特务处负有保护领袖的责任，今领袖蒙尘，戴某人不得辞其咎！”

“戴笠负特种工作责任，为何使校长受此危险？”

“应杀戴笠以谢天下。”

“校长如有不测，我们找戴笠算帐！”

从他们的言辞看，好像戴笠比劫持“领袖”的张学良更“可恨”。

之所以这样，并非戴笠人缘不好，相反，戴笠很会交朋友，他之所以能“黑白”两道平趟，与他朋友多、“路子”广直接相关。

但是，自戴笠执掌特务处以来，不到几年时间，后来而居上，俨然成了蒋的亲信，大家看着不舒服，不可避免地，也有几分嫉妒。

另外，仗着蒋在背后，戴笠作风越来越强势，处理问题越来越霸道，得罪了不少人。

最重要的，戴笠和他的特务处，虽然拥有着相当的权利和影响力，但在背后，并没有与此相当的政治地位来匹配。所凭依的，唯有老蒋的信任而已，离开了蒋介石，戴笠什么也不是，跟马志超一样，白扯！

很不幸的是，目前，戴笠的处境，似乎已经离“白扯”不远了。

如果老蒋从此不再回来，那什么都别说了，戴笠和他的特务处，一起“洗洗睡”。如果老蒋回来了，那与戴笠也没什么关系。相反，你的工作干成这样，还能指望校长给你什么好脸子不成？最起码是捆送军法执行总监部，问成个“失职”，其结果，基本可以肯定，一样是“洗洗睡”。

如果想避免这样的结果，戴笠似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找一块白绫子，找一根承重的横梁，往上一栓，再把自己往上一吊。或是让胡子萍去买一坛戴笠最喜欢喝的绍兴老酒，再配以一定量的砒霜，往里一搀，一喝，同样可以达到类似效果。

如果换一个人，也许就认了，听天由命了。况且，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个程度，看起来，就像保卫萨拉热窝的瓦尔特所说的，“很难改变什么了”。

戴笠不这样看，戴笠从不是一个屈从于命运安排的人，否则，凭他一个农家子弟、一个高小都没有毕业、好不容易考上黄埔又被赶将出来、到了三十岁还一事无成的人，绝挣不到今天的份上。

戴笠这个人，不管你怎么看他，戴笠身上有一种特质，为常人所不及。那就是他坚强、他百折不挠，认定一个目标，坚决往前走，有点一条道走到黑的意思。

眼下，戴笠要做三件事，一要救老蒋，二要救自己，三要救自己的团体。

这三件事，其实是一件事——救出老蒋，是最好的自救，保住了自己，也就保住了自己的团体，也就保住了今后东山再起的机会。

但是，在这当中，尚有一层重大的关节，即在救出老蒋的过程当中，必须体现出戴笠的存在和作用。否则，即便救出老蒋，没有戴笠的功劳，那么仍旧要追究你“失陷领袖”的责任，说不定死得更快。

恰在此时，宋子文给了戴笠一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