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43)
据孙回忆,当时蒋介石冻得“浑身发抖”。
蒋从4点多钟跑出来,穿着一身睡衣、睡裤,鞋子也跑丢了,已经在寒风中冻了两、三个小时。12月的天气,还差10天就冬至了,大山里,冷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如果不是靠着一股“逃生”的欲望在顶着,换一个人,冻也冻死了。
按:西安事变解决以后,蒋介石把他在此期间的日记整理为一本名为《西安半月记》的小册子,公开发表。在这本书中,老蒋总想着表现自己在逆境当中那种“不辱革命之人格,无忝于总理教训”的英雄气概和“领袖风范”,因此竭力回避、掩饰当时的窘迫之态。
其实大可不必,当时那个情况下,换任何人都是这样的反应。这里所说的“逃生”,没有什么丢人的。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那都是说说而已。再说也得分什么事,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候,不跑那是傻子,换了苏洵,也是一样,别听他吹大牛。
“三军统帅”的威严,其实并不来自统帅本人,而来自于他所面对的人群和这个人群所持的态度,离开了这个人群,或者失去了某种特定环境,他就什么也不是。比如某一个组织的负责人,平日里在单位指指戳戳,吹胡子瞪眼睛,大家都很怕他。下了班,跑到集贸市场去买菜,他照样得换一副脸孔,为什么?因为人家不认识他,如果还弄“假牛×”那一套,人家得揍他!
在“兵变”面前,“三军统帅”的威仪,一钱不值。
孙铭九捉住了老蒋,喜不自胜,当时就跪在地上给蒋磕了一个头,说:“委员长你可救了我!”
孙的这个举动,一方面是真情流露,因为抓不到老蒋,或是老蒋出了事,他真的没法跟张学良交代,从这个意义上讲,老蒋确实是救了他。
另外,孙铭九的这个举动,从客观上确实缓解了蒋当时那种极度紧张的情绪,让他知道,自己还是把蒋当做“上官”的,你不用紧张,我绝对没有恶意。因此,从这件事上来看,孙铭九还是很会来事的,难怪张学良把他引为亲信,确实办事让人放心。
按:孙铭九磕头这件事,他本人的回忆录中并没有记载,可能他有他的想法,但在蒋介石日记和商同昌的回忆中都提到了这件事,这俩人应该不会瞎编。
于是蒋问“你们是哪里来的?”
孙说:“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
于是蒋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
孙回答:“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又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
这时蒋可能是实在站不住了,一下坐倒在地上,很生气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
这时孙不再与蒋啰嗦,同时他也看出蒋确实摔坏了腰,于是背起蒋送到山下。
这时,商同昌已经集合了部队,白凤翔、刘多荃以及105师第2旅旅长唐君尧也赶来了,大家一道劝蒋去西安,蒋说什么也不去,口口声声说“让你们副司令来”。
但这时由不得老蒋,大家半请半推地把蒋介石拥上汽车,由唐君尧带着孙铭九将其“护送”到西安。
唐君尧,1899年生,辽宁辽阳人。
唐君尧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的前身东三省讲武堂第五期,1934年任105师第2旅旅长,他的师长就是刘多荃。12月4日,刘多荃飞赴西安参加蒋介石的“剿共”会议,由唐君尧暂代师长。12月11日事变发生前夕,张学良急召唐君尧到西安,并令他担任进攻临潼的“内线”总指挥。
唐君尧是个大块头,据说身高在1米九零以上,做“解差”是再合适不过了,谁也跑不了。
12月12日上午8点多钟,蒋介石被送到杨虎城的绥靖公署西安新城大楼。
至此,张学良的“兵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在西安、临潼两地的战斗中,蒋方的重要伤亡,除邵元冲、蒋孝先以外,还有蒋的秘书萧乃华、宪兵第1团团长杨镇亚等人。
杨镇亚,1902年生,湖南石门人,黄埔四期步科毕业。
西安事变时,杨镇亚任宪兵第1团上校团长。12月9日,蒋介石闻听西安的大学生要来临潼请愿,曾派杨镇亚带宪兵到半途截击,如果不是张学良到灞桥劝阻学生,极有可能发生流血事件。
12日凌晨,杨镇亚率仅有的几十名宪兵死守华清池,力竭而死。
1951年,去台的国民党政府为“表彰”蒋孝先、杨镇亚等人“壮烈殉职之忠贞洁烈精神”,将每年12月12日定为“宪兵节”,“以缅怀西安事变壮烈牺牲之宪兵烈士”。
据《中央日报》当年12月23日的文章说,蒋介石此次前往西安时,“随从官佐共52人,殉难者46人”。
另据商同昌回忆,在临潼的战斗中,蒋方死伤共为17人。
当天,以张、杨领衔,通电全国,这就是著名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联署的,还包括在陕的一部分“中央”大员。
据晏道刚回忆:
“十二日上午九点多钟,孙铭九等已经送蒋介石到新城大楼。这时张学良带着拟就通电全国的文稿,直到西京招待所,招集中央各大员宣布,他说:‘各位,这是我给全国的一个通电。我来向各位宣读,希望各位听完之后,如果同意,便在上面签一个名,我再拿着这个通电去找委员长。’”
“张学良念完后又说道:‘这电文下面签名的已有兄弟和杨虎城先生二人,如各位同意,也在这上面签个名。’于是马占山先签,接着陈诚、朱绍良、蒋百里、于学忠、邵力子、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陈继承、万耀煌、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王以哲、董英斌、缪澄流、钱大钧等均在通电后面签了名。“
由于这份文件十分重要,兹全文附录于后: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
暨各部院会勋鉴:
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钧鉴: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议,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
近来国际形势巨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惜,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丨警丨察抢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
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之爱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待命之至!
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邪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征流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