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38）

相比于临潼，西安的行动非常顺利，到8点钟为止，已经解决了所有蒋方势力的武装。

陕西省政府是要重点控制的。据邵力子回忆，头天晚上，他因为参加张、杨的招待酒会，夜里12点才回来就寝，因为疲劳，睡得很沉，“夜半忽被枪声惊醒，枪声很近，远处也有，我猜想是几天来所忧虑的东北军不稳的情况发生了。无法查问情况，因即下楼，进入藏书室，在书柜旁坐待天明。”一会儿，杨虎城派人来，告诉他“张、杨为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出了八项条件；张、杨各向部下宣布，说是对蒋实行兵谏。”，并将邵力子“请”到了绥靖公署新城大楼。

从名义上讲，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政训处长曾扩情虽然是张学良的部下，但他们都是“中央”的人，需要控制起来。

晏道刚，1889年生，湖北汉川人。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中，基本上也就是老蒋“剿共”的那一段时间，他身边有两个人曾红极一时，然后几乎同时在政坛消失得无影无踪，给人的感觉，好像从来就不曾有过这样两个人似地。

这两个人，文的，自然就是前面说过的杨永泰，已经于一个多月前在汉口遇刺身亡。武的，就是晏道刚了。

晏道刚1907年入武昌陆军中学堂，1911年18岁入伍成为一名学生军排长，三个月后恰好赶上辛亥革命。因此年纪轻轻的晏道刚，参加过武昌首义，这在当时的“革命者”当中，是一份极度不平凡的简历。

此后，晏道刚进保定军校第一期炮科学习，随即入北京陆军大学。这两个学历，在当时的军界，有一个就是了不起的学历了，老蒋也不过是一个日本东京振武学校的学生嘛！

1926年，晏道刚以陆军第2师参谋处长的身份参加了北伐，并加入国民党。至此，晏道刚具备了一切飞黄腾达的条件，只等着一步一步高升就行了。

事实似乎也是如此，1931年，晏道刚任南昌行营第一厅副厅长，第一厅就是前面说过的所谓“三分厅”，厅长是贺国光。1933年3月，晏道刚更进一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参与密勿。

所谓“侍从室主任”主任，基本上可以理解为除了卫士，睡觉的房间离蒋介石的寝室最近的那个人了。有什么紧急电报，都是先交给他，然后再由他去把蒋介石从睡梦中叫起来，听蒋说完了处理意见，再把记录交给机要拍发出去。不是最亲信的人，干不了这个位置。

到1935年10月，蒋介石把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平移”到西安，改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原班人马几乎照搬到西安，唯一的例外，是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钱大钧，不知为何，怎么也不肯入陕。

于是，张学良只好向蒋介石保举了三个人：贺国光、晏道刚、林蔚，请蒋介石选择一个任参谋长。最后蒋定的是晏道刚，晏向蒋辞行时说：“我的能力差，恐怕做不好。”蒋说：“与张汉卿协商合作，有困难之事你可告诉我，没有做不好的事。”

1936年2月，晏道刚就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参谋长，授陆军中将衔。

张学良不知道，他把晏道刚弄到陕西来，可算是把晏给害了。当然，包括蒋介石、还有晏道刚本人，都不会想到，晏的政治生涯，会在1936年底，走到尽头！

据晏道刚回忆：

12日凌晨，他听见城里枪响，马上打电话给特务处暂代西北区长江雄风，江自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会儿江又来电，说好像杨虎城的部队兵变了，正在抢银行。

这时枪声越来越密集，晏道刚呆不住了，打电话给张学良金家岭公馆，张不在家。晏道刚还怀疑因为杨虎城的部下兵变，张学良跑了。于是又往临潼打电话，结果线路不通。

没办法，晏只好打杨虎城的电话，没想到接电话的正是张学良，张说：“我是汉卿。外面发生枪响，我不明原因，我也不自由。委员长在此地。你不要动，也不要管。”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

晏道刚判断，如果是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与张学良，那么张学良怎么可能替杨虎城接电话呢？再联想张平时的言行，肯定是张、杨有所举动，扣押了蒋介石！

晏道刚猜得不错，早上，张学良派人把他接到金家岭公馆，见到了留守的缪澂流，缪“出示油印纸一张，上面写明兵谏八项主张”，并说：“中央对东北军太不公平，你看胡宗南军队是双人双饷，我们则是粮饷不够，兵也不补，到处流离，还要我们打内战，蒋委员长见着副司令便骂。我们今天是‘兵谏’，要委员长联共抗日。”随即派车将晏送到西京招待所软禁。

来陕的“中央”大员此前均集中下榻于西京招待所，此时，现在，这里成了他们的临时“集中营”，晏道刚一看：陈诚、马占山、朱绍良、万耀煌、蒋百里、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陈继承，还有先送来的邵力子，另外还有来陕公干的蒋作宾，除了“随节”的钱大钧、蒋孝先，该来的基本上都到齐了，只少了一个邵元冲。

因为在拘禁他们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悲剧——邵元冲在乱军中被打死。

邵元冲，1890年生，浙江绍兴人。

我们知道邵元冲，多半都是因为周恩来，因为邵元冲曾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前任。

黄埔军校的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是戴季陶，但他只干了一个月。离职的原因，是因为和张继打架——不错，就是在1935年11月1人汪精卫遇刺现场非常勇敢的那位张继。

我们知道，戴季陶的早年，本就是信仰过共产主义理论的，而当时又逢国共合作时期，身为国民党中宣部长的戴季陶，自然更要摆出一副“左派”的脸孔。但由于戴在国民党里，本就属于“后生新进”，一班元老，哪里会把他们这些人放在眼里，这其中，顶看着戴季陶不顺眼的就是张继。

某次，俩人一语不合，居然扭打起来，戴季陶是一介书生，写文章可以，打架是不行的，居然被年长他9岁的张继打得鼻青脸肿。戴当场大哭，扭脸就走，政治部主任不干了。

继任的就是邵元冲。

邵元冲也是国民党元老，1904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孙中山成立军政府，邵元冲为机要秘书，代行秘书长职权。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邵元冲也是遗嘱见证人之一。

1924年7月，戴季陶不辞而别，邵元冲继任为政治部主任，但他在这个位置上其实并不合适。究其原因，邵元冲虽然是搞政治的，但政治部主任有特定的工作职责和工作技巧，比如思想发动啦、政治宣传啦，团结青年啦，这些，让邵元冲这样一个旧式文人来做，显然是勉为其难。

于是到1924年11月，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经征询校长蒋介石和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的意见之后，决定请共产党推荐一位合适人选接替邵元冲，这就是黄埔军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1927年，蒋记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邵元冲任杭州市市长。

12月4日。邵元冲应蒋介石之命来到西安。出事当天，邵听到枪声，即从窗户探出身子查看，士兵令其不要动，邵仍欲跳出窗子，结果被开枪击中，尸体掉出窗外，当场身亡。

此外，比较狼狈的还有陈诚，这老兄一听到枪声，马上钻到一只啤酒桶内，弄了一身土，最后也被搜了出来。

唯一令杨虎城遗憾的，是他最想抓的马志超，没有抓到，被他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