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35）

丁、最后的努力

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行营”设在西安迤东30公里的临潼华清池。随即分别召见东北军和17路军师以上干部谈话，蒋介石称：“剿共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的阶段。”如果有人反对“剿共”，就要严加处置。

谈话以后，蒋介石向张、杨下“最后通牒”，提出两个方案让张、杨自己选择。

其一：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对红军作战

其二：如不愿“剿共”，把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

为此，12月7日晚间，张学良赶赴临潼，第四次向蒋“进谏”。据孙铭九回忆，当时张学良说“当前的国内形势只有先对外，一致抗日，才不负全国人民所望，才是国家唯一图存的道路；说明全体东北军，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抗日情绪激昂，前线各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援绥抗日，自己亦可亲自上前线指挥；表示个人对蒋是忠心耿耿，因此为领袖着想，不能不披肝沥胆相劝。”

说到激动处，张学良声泪俱下，并说如果怎么怎么样，你蒋介石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等等。蒋听了暴怒不已，痛斥张学良年幼无知，“上了共产党的当”，并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政策也不能改变！”

张学良哭道：“委员长真的不能听我们的忠告吗?”蒋介石置之不理，拔脚便走，把张“晒”在了一边。

至此，双方已经决裂。

在蒋，肯定觉得，自己已经对张学良容忍到了家，换做别人，早已不客气了。

殊不知，张学良的忍耐也已经到了极限。

张学良不是一个可以随便骂的人，这一下，老蒋是真把张学良给骂急了、骂出火来了。在张看来，蒋介石已经把自己逼到了墙角，逼得走投无路。

张学良本就是一个性格极易冲动的人，面对蒋介石，他已经拿出了百倍的耐心，之所以隐忍至今，不过因为他是蒋介石而已，并非因为他没有脾气。

离开临潼，张学良横下一条心——把蒋扣起来，再跟你说，看你同意不同意！用张学良自己的话说：“我要教训教训这个老头子！”

回到西安以后，张学良便找到杨虎城，决定对蒋进行“兵谏”。考虑到西安以杨虎城的驻军为主，而捉蒋的主意又是自己出的，于是张、杨二人商定，西安方面交给17路军，临潼方面，由张学良的东北军动手，约定时间，双方同时下手。

据东北军第51军第105师师长刘多荃回忆，12月8日，蒋介石约第67军军长王以哲和他去临潼吃早饭：对他们说：“自从‘九一八’后，国人对你们东北军都很不原谅，现在剿共战事仅剩最后五分钟了，我是给你们东北军一个立功的机会，你们要理解我的用意，服从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们应持的态度。”

蒋同时警告王以哲：“你军部的电台经常和共产党通报，你还以为我不晓得，我早就知道你们的这些举动……”

回去以后，王、刘赶快去找张学良汇报，说这下可坏了，委员长知道咱们跟红军有来往了。当天下午，王又找到刘，对他说，“副司令要办一件惊人的大事，你无论如何猜不着。我昨夜整宿没有入睡，副司令已与杨主任经过多次密商，决心要扣委员长，准备闯一场大祸。”

第二天，1936年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学生万余人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抵抗日寇，到绥靖公署、省政府请愿。省府由邵力子出面，接见学生代表，并答应转达他们的要求。

后面的事，记载不一，多数文献是说这时忽然有人开枪，打伤了学生。这下学生们不干了，于是决定去华清池，直接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张学良见情况紧急，赶紧给蒋打电话通报情况，并建议蒋接见这些游行学生，结果再一次被蒋严词拒绝：“这是你对学生放任，让他们闹到我跟前来，这是不允许的。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

据孙铭九记载：张学良看这种情况，知道学生们去了临潼，一定会出事，出了事则后果无法收拾，于是亲自乘车去劝阻，终于在灞桥追上了游行学生，对他们说：

“同学们！你们站住，听我说几句话。你们的爱国行动，我决不阻挠。我是当地负责长官，你们有话同我讲，我替你们解决。我张学良的爱国心情跟你们一样，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的要求还急迫。但现在你们不要再往前走了，不然会发生流血事件。”

学生们喊：“爱国就不怕牺牲！”

张说：“你们的一切请愿书都交给我，由我替你们转向委员长陈述。同学们，相信我吧!我是国家负责军人，我决不欺骗你们，你们回去吧!”

这时学生们喊道：“拥护张副司令领导东北军援绥抗日，请答复我们的爱国要求！”

张说：“今天已经天黑了，你们先回去吧。我要在一星期内用事实给你们回答，我说的话是负责的。”

听张学良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学生比较满意，于是折回西安。

当晚，张学良最后一次赶到临潼，把他对学生们说过的话，原封不动地对蒋又说了一遍。

在张，是抱着仁至义尽的态度，同时，也是寄希望于万一，毕竟“兵谏”是最后的办法，能不用尽量不用。

在蒋，却认为张学良的话殊不可解：他质问张学良：“你是代表国家大员对学生说话呢，还是代表学生对我说话?你不懂拥护领袖的道理，有人侮辱领袖，你应当与他拼命。”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之后，曾写过一本小册子，叫《西安半月记》，其中也记载了事变发生以前，张与他最后的这一次谈话。

他是这样写的:“汉卿向余报告在灞桥对请愿者说话，曾谓:‘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话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彼自以所言甚得体，言时甚得意。余当即纠正其谬，谓:‘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

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蒋介石写到:“对张学良说话，不可太重。张学良为人小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可悲也。”

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话说得太重。但他还不知道，这样说话的后果是什么。

张学良后来回忆说：“当蒋公在华清池同良两次谈话之后，良心情上十分冲动，尤以十二月九日夜为甚。”

当天，张学良怒气冲冲地从临潼回到金家巷公馆，对孙铭九说：“委员长太差劲了，竟要开枪杀死爱国的青年学生！”

一会儿，刘多荃也来打探消息，张学良对他说:“蒋孝先这小子太狂了，他对黎天才说，你告诉张副司令，西北的剿共任务如不愿担当，即请张退出西北，不要误了大事。如若还愿意干，就好好干。蒋孝先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并说：“我一定要扣蒋，你快去把鼎芳(王以哲的号)找来。”

王以哲到后，张学良向王表示了自己扣蒋的决心。王说：“副司令有决心干，就干吧！”

张学良又叫来骑兵军第6师师长白凤翔，令他届时承担捉蒋任务。白凤翔说“只见过照片，没见过本人（指蒋介石），到时候乱军之中怕出错误。”

12月10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于12日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命令。如张、杨两部不愿参加，即令张部调福建，杨部调安徽。

张学良带着白凤翔和白凤翔的第17团团长刘桂五参加了会议，让他们二人认准蒋介石的长相，并借机仔细观察华清池内的情形以及蒋的侍卫武装配置情况。

当晚，张学良将王以哲、刘多荃、白凤翔、第53军第116师师长缪瀓流、刘桂五等高级军官召集到金家巷公馆，当时在座的还有张学良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接着，张学良又叫来了第51军军军长于学忠。

于学忠一进屋，张劈头就说：“我要造反！”

此前，于学忠并未与议此事，不明白张学良要造什么反。

张说：“为了停止内战，我已决定要扣蒋。”于学忠问张：“如蒋不同意，第二步怎么办?”张说：“我已和虎城谈过，此举成功则大家之福，如不成功，我张学良拿头去见他(指蒋介石)。”

至此，“兵谏”已是箭在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