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34）
丙、三次“进谏”
1936年10月下旬，蒋介石离开南京“避寿”。10月22日，蒋介石到达西安。
按：蒋介石生于1887年，中国人办整寿，有庆“九”不庆“十”的风俗，因此，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50大寿。为了给蒋介石祝寿，他的子侄辈亲信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想出了一个“绝招”——发动全国各界人士捐款购买飞机，以此作为给蒋介石的寿礼。
应该说，在当时日军步步紧逼，国防形势吃紧的情况下，借此整顿军备，的确是一个挺好的主意，能够引起广大民众的共鸣，因此收到了良好效果，很短时间内收到捐款1200多万元，从美国买进了50多架飞机。
“献机”祝寿仪式，定于10月31日、蒋的生日当天在明故宫机场举行。
在此之前，蒋介石考虑到当时的对日形势，为避免刺激日本人，决定赴外地“避寿”，他在日记中说“闻京中将有盛大庆祝，乃决意离京”。
10月22日，蒋介石来到西安，在与张、杨谈话中，张学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被蒋痛斥。据说盛怒之下，蒋说出了诸如“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之类的极端语言。
这是张第一次“进谏”被拒。
10月27日，蒋介石借着向参加长安军官训练团的军官、西北“剿总”和十七路军高级干部和驻西安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训话的机会，再一次指桑骂槐，敲打张、杨。他说：
“我们革命军人先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要孝顺父母；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这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分。同时，我们革命军人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对这样不忠不孝的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
10月29日，蒋离开西安赴洛阳。次日，张学良特地请上了阎锡山、傅作义等人，以祝寿为名飞抵洛阳。当天张学良等拜会蒋介石，第二次劝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蒋介石见他们人多势众，当即问他们：“你们只答应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该服从我？”“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我是委员长，我没有错，反对我就是奸党暴徒！我就是中国，中国没有我不成！”
此时正逢绥远形势紧张，张学良要求率部增援百灵庙。蒋介石说：“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不然，就把你换掉！等我死了，你再去抗日。”
在谈话中，彼此越说越僵，张学良气极之际，口不择言，把蒋介石比作袁世凯。蒋介石气得浑身哆嗦，戟指痛斥：“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放肆！除了你张学良，没有人敢对我这样讲话！”
11月1日，蒋介石在中央军校洛阳分校的训话中说：
“共党不要祖国，不要祖宗，然则你们也不要祖国，不要祖宗吗？这种敌人不打，还要什么抗日？当面敌人不打，偏要打远处的敌人，这种军人有什么用处？”
“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理由去主张联共，否则就是要出卖国家民族，存心与共党同声相应，甘心为共党下面的二等汉奸。任何想与共党联合的人都是殷汝耕不如！”
听了这话，张学良登时如堕冰窟，他后来回忆说：“不料蒋公在阅兵后训话，痛斥共产党为大汉奸，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听之下，有如凉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请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饮泣。”
11月29日，蒋介石再次飞抵洛阳布置“剿共”，并放出消息说，如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再不积极进攻红军，则将他们分别调往安徽和福建。
张学良得到消息，亲自驾军用飞机孤身前往洛阳，第三次进谏。
这次张做好了“尸谏”的思想准备，行前，张声称，如果蒋介石不满意，随时可以把我当场打死。
然而，这次谈话，再一次不欢而散。于是，张学良说：部下因请求援绥抗日受阻，群情愤激，他已无法控制，请蒋亲自去解释。
蒋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之度外矣！”
“余个人之生死早置之度外矣”，蒋介石说是这样说，但实际上他心里很有底——到什么时候，张学良也是他的一个小兄弟，哥哥的话，他可以不听，但绝不会做出什么对哥哥不利的事情来。
据晏道刚回忆：
“十一月二十九日，张汉卿由洛阳打一长途电话来，叫我召集东北军旅长以上的军官于十二月二日以前到西安听蒋委员长训话。蒋于十二月四日由洛阳专车到临潼。杨虎城、邵力子和我三人由西安到临潼去迎接。四日下午四时许，蒋的专车到达临潼，杨、邵与我三人在月台见张学良于列车刚停时便从蒋的车厢走下，面红耳赤，一面走一面对杨和我们说：“我正被委员长骂的不得了，你们快上去，我在钱慕尹(钱大钧)车厢里等你们。”
三次“进谏”无效，张学良已经几乎绝望。
据张后来回忆，就在这个时候，杨虎城提出了“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的建议，张学良“闻之愕然”，然后说：“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
杨虎城讽刺张学良“以私忘公”。
张学良则表示：“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同任何人道及彼（指杨虎城）之意见也。”
张学良还在犹豫，想趁着蒋介石到西安的机会，做最后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