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129）

张毅夫临行前，戴笠特别叮嘱他：“胡宗南先生在西北，重要情报可抄一份给他，也可以随时找他帮忙。”

这里要说明一下，张学良的西北“剿总”在名义上统辖三部分兵力，一是他自己的西北军、二是杨虎城的第17路军，三是胡宗南的部队。但他上任之时，蒋曾明确告诉他，胡宗南的行止，由“中央”直接决定。因此，推而及之，在名义上归西北“剿总”的张毅夫，与胡宗南并没有任何统属关系。

但特务处上下无不知道戴、胡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要在西北混，非得求得胡的支持不可。于是，甫一上任，张毅夫便去拜会胡宗南，把他的主要工作任务汇报给他，并很谦虚地请他“指点”。

对此，胡宗南自然非常得意，他对张说，“讲到保密，我比雨农（戴笠字雨农）要好得多。他好喝酒，高兴的时候什么都谈。我不喝酒，比他冷静。”

此后，张一直与胡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凡西北区所获得的情报，都同时报胡宗南一份，如果是涉及到胡宗南部队的情况，干脆连特务处都不报，只告诉胡宗南，由他自己去处理。胡宗南也让自己的手下经常与张毅夫通气，有时还让张帮他查一些案子。

尽管如此，张毅夫对胡宗南却并没有什么好印象，他后来回忆说：“胡对他的部下却故作神秘，非常矫饰，说起话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装成莫测高深的样子。他的部下很不容易见到他，有时候在家，也故意不见，部下也就不敢去见，而我却可以随时去找他。西安东仓门1号胡宗南住的地方，每隔三五天我就要去一次，向他汇报西北各方面情况，以至和向戴笠请示一样去向他请示。

1936年1月，张毅夫离职另有任用（张曾三次任西北区长，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此位置），接替他的，是江雄风。

江雄凤，1903年生，浙江温岭人，军校三期毕业。

江雄风也曾是共产党员，而且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宣侠父，不仅如此，1924年，宣还携江雄风一同赴广州报考黄埔。结果，宣进入一期，江不知怎么到三期才进入黄埔，1926年毕业。江雄风的同学当中，就有后来特务处的同事邱开基、翁一揆、翁光辉、柯建安等人，其中，江雄风是政治科的，邱开基是学财会的（当时叫经理科），其他几个人都是步兵科的。

江雄风曾经是共产党员，水平自然不一般，没干多长时间，胡宗南看着他不错，跟戴笠商量，想把江雄风要走。戴笠和胡宗南的关系，到了那种“干部如衣服”的程度，彼此交换一下是常事。前面说了，马志超就是他的人，给了戴笠。另外，“浙警”的校长赵龙文，后来则到了胡的手下。还有梁干乔，抗战开始以后，不安于特务处的工作，一心想带兵，也投到了胡宗南的手下。

既然是这种关系，胡宗南要江雄风，戴笠自然没有异议，于是就答应了，西北区长换成了王天木。

前面说过，王天木因“箱尸案”被判处无期徒刑，这回，借着对日形势吃紧，戴笠把他给放出来，派到西北工作。

这还不算完，王天木西北区长的位子还没焐热乎呢，戴笠又换人了。1936年底，华北形势危殆，戴笠觉得王天木是留日的，又熟悉平、津情况，把王天木调回华北区当区长去了。西北区长，换上了跟张学良关系极其密切的原上海区长王新衡。

要说呢，戴笠想的是不错的，王天木去华北，王新衡来西北，都是用人所长，但问题是，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西北区长居然三易其人，不可避免地会对工作造成影响。

你想啊，张毅夫、江雄风、王天木、王新衡，固然都是一时之选，但这几个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没有在西北工作的任何经历，三、四个月的时间，还不够熟悉情况的呢，连手下有几个特务都数不清楚，当什么区长！

况且情报工作是个慢功夫，不可能马上见成效的，情况的熟悉、人员的安排、渠道的疏通，在在都需要时间。西北区本就是一个新建单位，无任何工作基础可言，这时需要的是静下心来，一竿子插到底，这样频繁换马，当区长的怎么可能有精力去抓情报，不出事才怪！

这些都是情报工作最基本的原则，戴笠自然不可能不懂。但他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就是他坚持要实行“干部”轮换制度。

在戴笠看来，他觉得一个人在某个地方时间长了会产生许多弊端，比如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自己的小圈子、拉帮结派；比如长期从事过于熟悉的工作会产生惰性，没有创新精神等等。另外，外勤干部的轮换有助于了解全面的情况。

这些道理，说着都对，问题是具体到西北区，干部的轮换，似乎稍微勤了点，换来换去，把正事全给耽误了。

另外还有一点，最后换的这一次，王天木已经到北平上任去了，可是王新衡因故耽搁了一段时间，没有到任，只好让江雄风暂代。

偏偏就在王天木走了，王新衡还没到的这个“掯节儿”上，“西安事变”发生了。

你说这事赖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