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90）

蔡孟坚与“顾顺章案”

“顾顺章”这个案子并不是军统破的，蔡孟坚也不是军统的，不过，谈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秘密战，这个案子似乎是绕不过去的。

简单说说吧。

1927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回上海。

这里不得不再简单归纳一下历史，即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的几次迁移，给大家提供点资料：

上海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上海召开，7月31日在浙江嘉兴南湖闭幕。这个大家熟得都可以背下来了。

这里顺便说说关于“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由于条件所限，“一大”召开的当时，没有留下很详尽的会议资料，也可能是有所遗失，总之，时过境迁，多少年以后，所有的当事人，谁也回忆不起来当时开会的时间和地点了，只记得是7月份，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

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我党“官方”第一次明确提出把“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从此就一直延续下来。

但这么重要的事情，总归要搞清楚的。

有意思的是，“一大”的会址，还是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找到的。

周佛海是“一大”代表，后来他曾写过一本书,叫《往矣集》,其中很详细地提到“一大”的相关情况。当时，其妻杨淑慧也在上海，还曾经参与过“一大”的会务工作。因此，解放后，上海市委宣传部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杨淑慧。

办法也很简单，找个车拉着杨淑慧满上海的跑，跑了足足一个月，终于找到一处房子很像，于是拍了很多照片，请董必武同志辨认。最后终于确定下来，即当时的“兴业路76、78号”、1925年叫做“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今天的“上海市黄陂南路374号”。当时房子已经改得面目全非，家具也挪了位，我们今天看见的都是后来恢复的。

至于开会时间的最终确定，则依赖于陈公博的回忆。

开会到最后一天的时候，遇到了军警搜查，于是大家紧急疏散，当晚，陈公博住进了上海“大东旅社”，据他后来回忆：当天夜里，他的隔壁曾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死者是一位年轻女士。

当时上海的传媒业已经非常发达，这么轰动的事肯定会有报道。一查当时的报纸，果然如此：

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刊登：《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

同日，上海《申报》刊载：《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

往前倒推，最后推算出了“一大”开幕时间为7月23日。

“一大”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共中央机关一直设在上海。

湖北武汉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次年初，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同时，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等中共中央领导率中央机关从上海迁至武汉。

上海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两次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武汉已无立足之地。“八七”会议之后，同年9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回上海，转入地下工作状态。

江西瑞金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同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顾顺章的叛变导致中共中央遭到严重破坏，当时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重要成员周恩来亦也被迫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

此时，由于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到半数，且主要负责人不在位，因此经共产国际指示，1931年9月，在上海成立了临时党中央，由博古以“总负责人”的名义负责，当时，他连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是。从此，博古这位年仅24岁的年轻人走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

到1933年初，博古等临时中央的领导人相继离开上海来到瑞金，“红都”瑞金成为临时党中央的所在地。

陕西省子长县城瓦窑堡镇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抵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并于12月17日至25日在当时的安定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从此到1936年6月，瓦窑堡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同时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政府和西北军委（中央军委的前身）所在地。

陕西保安1936年6月，中共中央机关由瓦窑堡移驻陕西保安。

陕西延安1937年1月，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至延安。从此另一个“红都”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达十年之久。

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1947年3月，内战开始，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到1947年5月，中央机关进驻河北平山西柏坡村。

北京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建国后恢复原名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