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63）
王克敏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1937年12月14日。
许多人可能不太理解，怎么会定这么个日子，当不当、正不正的，再等几天，到1938年元旦的时候不好么？再急也不差这半个月啊。
实际上，按王克敏的原意，确实是打算着把新“政府”放在1938年1月1日“开张”的。但是，一个意外的情况打乱了他的“部署”——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
日本方面认为，趁着中国首都的陷落，新“政府”紧接着第二天登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更好地表现出“连续性”，同时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是一种“打击”，于是临时改变计划，令王克敏于第二天将新“政府”挂牌。
1937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南海居仁堂成立，由于没有找到合适人选，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不设“国家元首”，以“行政委员会”负实际的责任，由王克敏任“行政委员会”第一任委员长。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管辖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省”级以下，恢复北洋政府时代“省下辖道、道下统县”的行政区划体系，另外尚有北平、天津、青岛等三个“特别市”。
王克敏欣欣然地当上了汉奸，陈恭澍的“买卖”又来了。
1938年1月，戴笠电令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剋日赴平，对王克敏、汪时暻二逆予以制裁。”
这事也怪了，陈恭澍在北平的时候，天天办天津的案子，这会儿到到天津上班去了，又一趟一趟地往北平跑，办北平的案子——特务处没人了是怎么着，就显着你能了？
原来，此时的平、津两站，又是一番新天地了。
大家还记得成立于1937年8月的“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吧，当时是为了民族救亡而在上海成立起来的一支群众武装。与此同时，为适应北平、天津等重要敌占区的武装斗争，戴笠要求平、津两站合作，在北方也拉起了一支类似的部队，名字叫做滦榆游击司令部，两千多人，总部就设在宝坻乡下、王文的家里。戴笠委派王天木为滦榆游击司令部司令、陈恭澍为副司令，王文为直属大队大队长。
戴笠令王天木常驻宝坻，将主要工作重心转移到武装斗争上，北平区的日常工作则交由代理区长毛万里负责。
制裁汉奸显然不属于日常工作，戴笠也知道他这个前任秘书毛万里不是这块料，前次制裁殷汝耕，毛万里一点忙没帮上不说，反而差点“折”了尚小姐。这回索性也不弄那假招子了，直接把任务下给了陈恭澍，并令北平区全力配合。
接到命令，与以往一样，陈恭澍将工作交给了他的搭档，天津站书记曾澈，只身赶赴北平执行制裁任务。
早先，陈恭澍等人虽然执行的也是秘密任务，但毕竟置身于中国的地盘，一旦暴露身份，调往他处即可；即便是在工作中出了什么差错，也可以在某些场合下亮明身份，告知对方自己“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俾可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谅解。所谓保密，更多的是出于工作的需要。
如今不同了，北平、天津均已沦陷，大家都从“秘密工作者”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地下工作者”、“潜伏者”。一旦暴露了，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那是要出人命的，必须加倍小心。所以，现在的保密，更多的是姓名攸关，不是玩的。
因此，陈恭澍化装成“大款”——钱庄的老板，坐上了去北平的火车。
闲话军统（64）
当年，陈恭澍刚到北平的时候，在北长街租了几间房子，这也就是最初的所谓北平站了。
后来人多了，自己也结婚了，房子不敷使用，于是又在卧佛寺街租了一所前后四进的大院子，既是陈的家，也是北平站的办公地点，同时也是像白世维他们这些单身汉的集体宿舍，这也就是所谓北平站的站本部了。当年陈恭澍脑子进水“畏罪潜逃”，就是从这里翻墙跑的。
当然了，象北平站书记王云孙、督察王平一这些人，都另外租房子住在别处，主要是避免被人一网打尽。
到了陈恭澍犯错误一走了之，为确保安全，北平站自然要搬家，谁知道你跑到哪里去了，出了什么事？所以陈恭澍从归绥回来，谁也找不到了。
几经辗转，目前的北平站搬到了煤渣胡同西头的37号院，同时这里也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北平区书记毛万里的家。因此，一到北平，陈恭澍首先来到煤渣胡同，接洽毛万里。
让陈恭澍大吃一惊的是，煤渣胡同的东口路北，居然就是令人谈虎色变的魔窟——东城日本宪兵队！
换个角度想想也对，最危险的地方才最安全嘛，谁能想到，就在日本宪兵的眼皮底下，居然就是特务处的地下据点呢！
好友相见，自然有说不完的话，毛万里马上建议，让陈恭澍住到他家里来，凡事方便。
这又是一件违反地下工作原则的事——特务处的规定，严禁两个秘密机构发生横的联系，陈恭澍来找毛万里，是在戴批准的前提下做的，本已令人匪夷所思；两个秘密机构的负责人住在同一地方，更是咄咄怪事！一旦发生意外，平、津两单位岂不是让人一网打尽。
尽管如此，为了“便于工作”，陈恭澍还是住进了毛万里家。很显然地，相比于收拾殷汝耕，“制裁”王克敏的任务更加困难了——
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只是中国地盘上的一个非法组织而已。而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则是处于敌占区的、有一定社会控制能力的一个政权——尽管他是个伪政权，但他有自己的军队，丨警丨察，还有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作为帮凶，不是轻易可以相与的。
毛万里向陈恭澍介绍，王克敏的伪政府设在外交部街的外交大楼，戒备森严，想要混进去动手是不太可能的，强攻更是想都别想。
那么在路上动手行不行呢？王克敏每天上班，有两辆汽车，一辆是他本人和随从，另外一辆则是四名武装警卫，如影随行，因为王克敏也知道自己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不知有多少中国人恨之入骨，因此他平时除了“上班”，几乎哪儿都不去，出门就是两辆汽车，武装警卫。
听到这里，陈恭澍已经明了，北平站和毛万里除了能为他提供不收费的食宿服务以外，在业务工作上，是不必再指望的了。
实际上，行前，陈恭澍已经想好了，到了北平，要会见他的两个同学，也是跟他共过患难的好朋友——张作兴和齐庆斌。
张作兴是陈恭澍在军校五期的同学，齐则比他俩低一期，由于三个人都是河北人（陈恭澍祖籍福建、籍隶河北，但在北京生长），在军校时经常一块儿聊天，慢慢地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北伐过后，三人回到北方，境况都不好——由于他们都是军校出来的，除了训练，打仗，没干过什么工作，也不属于那种一专多能的人才，所以干那些比较大众化的工作，显示不出才能。结果谁也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工作，经常弄到连饭都吃不上的境地。
这样，三个人又成了患难之交。既然在北方混不下去，反正他们仨都没结婚，于是想方设法凑了一点钱，三人结伴，于1931年去了首都南京。
看来，当年的陈恭澍们跟现在的看法一样——首都的机会总是会多一点。没想到，跑到南京，照样找不到工作。据陈恭澍回忆，当时他们三个人经常只化几个铜钱买碗面、吃点辣椒，就算一顿饭。
就这样，坐吃山空，也不是办法，连租房子的钱都没有了，到最后是当大衣、当手表，眼看就要像当年落魄的戴老板一样流落街头。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陈恭澍考上了“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并在这个班里结识了军校的老大哥黄雍和张炎元，并通过二人的介绍，认识了当时正在组建复兴社特务处的戴笠，跟着又以戴的提携，进入“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即我们前面讲过的“洪公祠特训班”了，从此跨入复兴社特务处的大门，并一步登天，成为负责一个“省”站的“方面大员”。
与此同时，张作兴和齐庆斌则考上了中央军校宪警班，但他们的运气没有陈恭澍好，毕业之后，既没有当上宪兵、也没有当上丨警丨察，只好又回了北方。
张作兴到河北鸡泽县政府谋了一份差使，好不容易熬到了了县公丨安丨局长，结果河北沦陷、政府流亡，眼下正在北平赋闲。
齐庆斌比他好一点，毕业以后，靠着同学的介绍，加入了复兴社，并得到了“复兴社华北分社”负责人郑介民的赏识，帮他谋到了复兴社华北分社助理书记的职位。
按：“复兴社华北分社”和复兴社特务处是两个平行的组织，虽然都属于复兴社，但彼此之间并无统属关系，换言之，加入了复兴社及其所属分支机构，并不意味着进入了特务处。尽管郑介民既是特务处的副处长，又是复兴社华北分社的负责人。好比是一个老板办的两家公司，你进入了他的甲公司，并不意味着你同时也是乙公司的人。
前面说了，由于复兴社的机构越来越庞大，逐渐卷入了国民党内部盘根错节的派系斗争，更重要的，在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中，复兴社丢了“大”人。蒋介石震怒之下，严令解散复兴社，改组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眼下是1938年初，正处于要改还没改的当口，作为复兴社华北分社助理书记的齐庆斌，基本上也等于失业在家，正在北平等着另外安排工作。
相比之下，陈恭澍可算是“春风得意”了，虽然干的特务职业不那么令人向往，但毕竟也是一省“大员”，况且还掌握着一支武装部队，最起码帮老同学安排个工作还是不成问题的。
因此，陈恭澍准备把张作兴和齐庆斌都推荐到“滦榆游击司令部”去工作，而且起点都不低，一下子就是第三、第四把手，准备让齐庆斌当“滦榆游击司令部”参谋长。张作兴则为“滦榆游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陈恭澍的本意，当然是提携老朋友，况且他知道这两个人的才能，都不是一般人，又知根知底，可以绝对信任。
但他不知道，这两个铁哥们跟着他，几乎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日后还要吃大苦、受大罪，连命都几乎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