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56）

回过头来再说戴笠的“好朋友”。

陈恭澍亲自去车站接的，这回来的好朋友叫胡永荃，其实叫什么并不重要，反正都是化名，符号而已。

胡永荃大高个，器宇轩昂，两口子来到天津。

胡永荃的做派象极了王天木——也不见他上班、也不见他有什么正经的营生，花起钱来可是毫不含糊，大手大脚，一来就先租了一套大房子，没事就请陈恭澍过去坐坐，请吃饭。

没过几天，胡永荃又买了一辆汽车，请陈恭澍去兜风，并且说，我这车没啥用，要用车尽管开走，把陈恭澍听得啧啧称奇——这戴老板交的朋友都什么路数！

一来二去，陈恭澍与胡永荃已经很熟了。在聊天中，陈恭澍得知，胡永荃带来的其实是个姨太太，他的亲姐姐，居然就是殷汝耕的姨太太。

——原来如彼，这才是戴老板的用意！

于是陈恭澍试探着问胡永荃，可不可以让“嫂夫人”跑一趟通县，去看看姐姐，包括那位素未谋面的汉奸“姐夫”殷汝耕。

没想到胡永荃一口答应：“没问题，让她跑一趟，你们想让她看什么，你自己直接交代给她吧，省得我转述说不清楚。”

哈，胡永荃“门儿清”。

戴笠的朋友，都跟戴是一个类型的，脑子极为好用——你们想干什么事，我全明白，但决不会去点破。你让我办的事，能办的我全办。不该问的，我一句都不会多问。

于是陈恭澍对胡夫人进行了一次“速成”式的情报侦察培训，包括从进了大门到离开，都需要观察哪些事物、谈话中旁敲侧击地，应该了解哪些内容，等等。

胡夫人也是个脑子十分清楚的人，一趟通县跑下来，不但回答了陈恭澍的所有问题，而且对陈的打算也了然于心。

陈恭澍的意思是——拉出来，或者打进去。

所谓“拉出来”，就是从殷汝耕的身边发展一个工作对象，纵不能直接制裁汉奸，也可起到里应外合的作用。

对此，胡夫人直截了当地告诉陈恭澍——没戏，首先，她姐姐肯定不是这块料，别再把她给吓死了。其次，她身边的人，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连他姐姐，都不是想见殷汝耕就能见到的，遑论他人。你发展一个干粗活的，有什么实际意义？而且万一泄了密、掉了底，岂非适得其反？

再就是“打进去”，派一个人到殷汝耕身边卧底。

这条路，胡夫人认为，要想往殷汝耕身边派人，那是想都别想，因为甄别很严，日本人都要插手，不是殷汝耕自己所能决定的。

如果是往她姐姐身边派个人，胡夫人倒认为靠谱，因为进个女佣的事情，她姐姐是可以做主的，但不能让她知道真相。

这个意外的线索让陈恭澍很兴奋，但问题跟着就来了。

——天津、北平两站，都没有女特工。到哪里去物色这个“女佣”？

陈恭澍自然又想起了当年的杨玉珊。

前面说了，杨玉珊已经嫁给郑恩普，并且离职回家，当起了全职太太。

按：在特务处的早期，规矩还没有那么大。一般的工作人员，结婚、离职，都不太管，即便是陈恭澍，结婚也没有打报告，后来戴老板知道了，不太高兴，但也没有太说他。

到抗战一开始，也就是军统成立以后就不行了。首先是抗战期间，一律不准结婚；第二，所有干部，无论有没有家，下班后一律住单身宿舍，不准回家；第三，任何人不准离职，“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不过，话是这么说，也不是绝对的，分人——毛人凤不是结婚了？毛森不是结婚了？沈醉不是结婚了？都是在抗战期间的事。

所以啊，所谓规定，都是规而不定，看你在单位混得怎么样了。

陈恭澍约见杨玉珊，杨慨然应允，如果需要我做什么事，义不容辞。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杨玉珊是近视眼，而且是不戴眼镜看不见路的那种，这可就有问题了，哪有戴眼镜的女佣？

现在的保姆、阿姨，戴眼镜的都极少，何况是70年前，这太令人起疑了，不行。

一计不成，陈恭澍又生一计，他问胡夫人，有没有可能请殷汝耕到天津来做客，就便下手。

对此，胡夫人觉得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人家殷汝耕现在是一个“政府首脑”了，架子很大，不是随便能请得动的。即便是他自己万般想来，也得看日本人同意不同意，那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情，可遇而不可恃。如果干等着他来，那得把人急死。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可怎么办？

闲话军统（57）

这个时候，特务处的另一条线起了作用，这事说来话长，得从头说起。

前面说了，特务处一直在策反“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所属的伪军部队冀东保安一大队，冀望把“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来个“连锅端”！

我们现在通称的“伪军”，在抗战期间是有个正式名称的，叫做“皇协军”。什么含义，笔者没有考证过，从字面上看，因日本鬼子自称“皇军”，那么“皇协军”估计就是协助“皇军”的意思了。

不过这个时候日本鬼子还没有全面入侵中国，“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当时属于“试验田”、“新事物”，一切都没有那么“规范”，所以，它所属的伪军部队，就是很简单的叫做“冀东保安队”。

“冀东保安队”听着不起眼，但规模可不小，尤其是他的第一、第二两个大队。

第一、二两个大队的老底子，是于学忠的部队。

于学忠原是吴佩孚系的，后转投奉系，1930年，于学忠随张学良入关后，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1932年任河北省主席兼北平军分会委员。1933年4月任华北军第1军团总指挥兼陆军第51军军长，

1933年5月《塘沽协议》签订之后，冀东被划为非军事区。蒋介石密令于学忠另成立五个特种丨警丨察总队，训练之后开入冀东。

于是，于学忠抽调51军的张庆余、张砚田两位团长和部分下级军官，从河北征兵万余人，组成了河北特警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张庆余、张砚田分任总队长，每人都统辖7000多人，基本上相当于一个师的兵力，规模还是很大的。后来又成立了三个总队，就没这么大规模了。后来于学忠又跟着张学良去了西北，接替他的商震，将河北特警总队改名为河北保安队，仍驻冀东。

“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之后，殷汝耕将河北保安队更名为冀东保安队，成了汉奸武装。

张庆余等人当然并不甘于当汉奸，曾经请示过商震，商认为暂时不宜“翻车”，可以先这么对付着。

——既然政府都认可了，那张庆余他们自然也就只能“对付”着了。

问题是你张庆余肯“对付”，别人不这么想。

首先是张庆余的儿子就不干，认为给这样一个汉奸爸爸当儿子实在是丢人，于是登报声明，与张庆余脱离父子关系。张百口莫辩，只好让他的太太转告儿子：将来总有见分晓的一天，你耐心等待，看你父亲是什么样的人。

恰在此时，特务处找到了张庆余。

这里先要叉开一笔，说说平、津两站的人事变动。

因为——王天木又杀回来了。

1936年底，也就是“西安事变”之后，国共进入新的合作阶段，同时对日形势吃紧，正在用人之际，王天木是留日的，急需他这样的“日本通”。于是戴笠禀明蒋介石，放出了王天木，并派回北平，接替担任站长——等于是王天木和陈恭澍的岗位掉了个“个儿”。

至于李果湛，则派到武汉，担任湖北站站长，临去之前，还特地从临澧特训班条了个女学员当“工作太太“。

——怎么样？当“头儿”的就是不一样吧。

不久以后，由于北平已经成为对日作战的前沿阵地，戴笠将北平站升格为北平区，区长仍为王天木，书记为毛万里。北平区下辖三个站，北平范围内的两个，站长分别是乔家才和陈资一，另外还有一个察绥站，站长就是后来很著名的马汉三了，但此时他还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另外，站下边还有若干组，还有颇多的“直属情报员”，已经变成一个很大的机构了。

但是，就一样——没有行动组。所以，行动工作，王天木依然要依赖他的小兄弟陈恭澍。

天津方面变化不大，只是陈恭澍的爱将白世维被戴笠调回了南京，因已临近战时，准备加强蒋介石的随侍安保力量，戴笠当然不会放掉这么好的机会，准备向蒋推荐白世维。但后来此事没有办成，白世维本就不想再搞行动，趁机申请进陆大深造去了。

抗战胜利以后，白世维被派回北平，当了北平市丨警丨察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