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军统（34）

2.3韦孝儒案

1938年冬，军统上海区区长周伟龙在完成刺杀唐绍仪的任务之后，因上海区出现叛徒无法立足，被调到“忠义救国军”任副总指挥，由赵理君代理区长。

踌躇满志的赵理君，满拟这个区长是当定了，结果没过几天，从北方调过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王天木来，把赵理君气得七窍生烟，处处跟王天木作对。

由于他在上海盘踞了6、7年，手下有一批党羽，行动组又是上海区的核心，王天木根本指挥不动区里的工作。

没办法王只好找戴笠说明情况，戴对这个老部下是了解的，深知赵理君如果犯起“浑”来，那就不光是将帅不和的问题，兼且对潜伏工作有极大威胁，万一一糊涂投敌做了汉奸，麻烦可就大了。

按：即便在军统内部，赵理君给人的观感也不好，沈醉就认为赵理君“无论是外表和内心，都是彻头彻尾的一个大坏蛋。”

于是戴笠一纸调令，将赵理君调回重庆，任局本部行动处上校科长。1941年冬天，赵理君被任命为华北战地督导团副主任、少将衔，驻地在河南洛阳。

这个任命替戴笠找了大麻烦，而且最终送掉了赵理君的命。

1942年5月以前，河南的省一级机关设在洛阳，同时洛阳也是第一战区长官部所在地，而且又是水陆枢纽，所以是个重要地方，各方面的机构都集中在这里。

自然，军统、中统都在此地有派出机构，公开的秘密的都有。

军统方面：

华北战地督导团：赵理君担任的是一个公开的职务，这个单位名义上统属于第一战区，实际上受军统节制。

军统河南站：此时站长是岳烛远（一听这姓就是河南人），公开身份是河南省政府调统室主任。

按：岳烛远，军校六期步科毕业，跟戴笠同期。岳烛远也是原中共党员，在南京上高中的时候就入了党，后加入特务处。作为战犯，1975年，岳烛远与章微寒同被最后一批特赦，据沈醉回忆，岳和章都是战犯中的“劳动模范”，俩人一个当木匠、一个修鞋子，接受改造的态度最好。

财政部河南缉私分处：处长刘艺舟，刘也是军统的，这是一个受军统运用的单位。1937年10月，刘峙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时候，曾组织了一支民团性质的准军事部队“河南民众自卫军”，刘艺舟曾任总司令。

中统方面：

中统河南室：主任甘舍棠。军统的外勤单位叫“站”，中统一般叫“室”，当然中统也有“区”一级单位。

按：中统的共产党叛徒，比军统只多不少。甘舍棠是原共青团安徽桐庐县委书记，1932年8月与未婚妻方桂珍同时叛变，并出卖了中共桐庐县委书记陈雪吾。后甘舍棠加入中统，抗战胜利后曾任中统天津区区长。

国民党河南省党部调统室：听起来与河南省政府调统室差不多，但一个受中统运用、一个受军统运用。

仅洛阳一地，就有这么多特务机构，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华北战地督导团。

华北战地督导团名义上是个民间团体，实际上是受军统运用的一个组织，团长是比利时天主教神父雷鸣远，驻地在与沦陷区毗邻的洛阳，目的是借雷鸣远的神父身份搞情报。

按：雷鸣远，原名vincentlebbe，生于1877年，1901年来到中国，在北京升为神父。1910年，雷鸣远被调到天津担任坐堂神父，坐堂之处，就在望海楼教堂。

望海楼教堂挺出名的，1870年的“天津教案”就是由此发端，把曾国藩搞得灰头土脸，一世英名差点儿全搁在这儿。

1900年，望海楼教堂被义和团焚毁，现在的建筑是1903年用“庚子赔款”重修的。

1916年，天津法国领事以保护老西开天主堂为名，扩展租界，引起天津人民的强烈抗议。雷鸣远曾发表公开信，反对法国的行径，结果被法国主教遣送回国。

1926年，雷鸣远回到中国，并于次年加入中国国籍。抗战开始以后，雷鸣远曾组织救护队到前线救护29军伤员，据说还曾任国民党某部卫生连连长。

1938年，根据戴笠的建议，以雷鸣远为团长，组成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华北战地督导团，负责组织“华北地区民运工作”。

雷鸣远与戴笠是好朋友，据乔家才回忆，戴笠一生只给两个人送过礼，其中一个就是雷鸣远。

1940年6月，雷鸣远得了重病，戴笠特地派飞机将他接到重庆，住在歌乐山中央医院，并让乔家才代表他去探病，并送了500元慰问金。雷鸣远病危时，戴笠亲自跑到药房里为他买人参，雷去世以后，戴又亲自送去一口楠木棺材。

另外，雷鸣远是《益世主日报》的创办人，该报是曾与上海的《申报》、《民国日报》和天津的《大公报》比肩的民国时期四大报纸，据说《益世主日报》还是中国第一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