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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缺的是正规训练和军事干部,训练是来不及了,但干部没有是不行的。

据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处长文强回忆:根据戴笠的协调,他在一个星期之内调来了1500名军事干部进入“别动队”:

一是由“十人团”之一的黄雍(这时正负责黄埔毕业生调查处)调来600名军校学生;二是请南京中央警校选拔100名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员;三是电令南京特务处本部人事科长李肖白抽调200名以上中、高级特工干部;四是向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商调600名老兵,并将这些人全部派入“别动队”担任各级军政干部。

事后,文强自己都感叹,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星期调来1500名有经验的军事干部,真是了不起的工作效率。

戴笠为什么这么下本儿,就是前边说的,他要掌握一支武装部队,事实证明他很有眼光,时机抓得也很好,这支武装部队日后在很大程度上扩充了军统的实力。

闲话军统(20)

淞沪开战以后,“别动队”会同各正规军部队,积极投入会战。据文强回忆,除陶一珊的第五支队负责维持治安、守护仓库等任务外,其他四个支队十二个大队都部署于苏州河沿岸,直接面对日军。

这样一支装备不足,又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的队伍,直接投入正面战场,其结果可想而知。

即便如此,各部队依然前赴后继,战斗进行得极为惨烈。

大队长李穰(系杜月笙帮会成员),在日军坦克冲击时,浑身捆上手榴弹,决心舍身炸毁敌军坦克,以阻其锋。后因我军猛烈炮火击退敌坦克,才没有拚掉性命,但仍受了重伤,还坚决不下火线。

中队长毛勋(军校六期,戴笠同学)率队作战,接连三昼夜不下火线,全中队伤亡过半,指导员朱巨捐躯。毛勋高呼“为指导员报仇”的口号激励士气,身负重伤后又遭敌机轰炸,毛勋周身着火,两耳被震聋,从桥边滚到水里才得救,但从此终身残废。

11月9日,淞沪抗战进入尾声,各军奉命撤离,而“别动队”朱学范领导的第三支队和陶一珊领导的第五支队却誓与阵地共存亡,坚持以血肉之躯与日军鏖战,直至被租界当局解除武装。

感于这些爱国志士们的抗敌壮举,文强曾赋诗一首,足可作为别动队广大官兵爱国激情的真实写照:

奉调南翔八月天,抗倭激战沪江边。男儿爱国争先步,护士扶伤竞向前。但愿国生宁我死,岂容家破乞人怜。朝朝苦战连三月,露宿枕戈夜雨寒。

按:文强,湖南长沙人,1907年生,军校四期。文强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与中国现代史上的诸多大人物都有瓜葛。

文强是文天祥的第23代孙,其父辈曾追随孙中山,因此文强17岁时就拜见过孙中山先生。

文强的姑母文七妹是***的母亲,因此文强与***是姑表兄弟。

文强与林彪是军校四期的同学,据说还当过林的班长。

文强的入党介绍人是***,他还曾参加了***与邓颖超的婚礼。

文强随朱德参加过南昌起义。

后文强因受到上级的不公正对待而脱党,加入特务处,受到戴笠的特别赏识。

1948年,文强离开情治机构进入军方,任徐州前进指挥所副总参谋长,中将。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和杜聿明一起被俘。

由于他的这种特殊经历,在改造中,文强一度表现得非常抵触。据说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原拟很早就释放他,但要求他写一份悔过书。结果文强说:“毛主席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可能多少也出于这个原因吧,文强被关了很长时间,1975年才最后一批被特赦(与沈醉相比,他被多关了15年)。

文强有个儿子,开过一个“阿文汤包”店,前些年很知名。

闲话军统(21)

淞沪抗战之后,部队星散,文强和其他特务处人员在撤离的路上,不断地收容被打散的国军士兵,逐渐集中到安徽祁门等地,这时已收容了一万多人,其中包括“别动队”成员2000余人。

1939年2月,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关于这个名字,戴笠曾与文强谈起,因为其成员多为帮会人员,对他们来说,传统的忠义思想比对“国民革命”、“三民主义”更容易理解接受。

从此以后,“忠义救国军”成为受军统运用的一支武装部队。前面曾说到,“中美合作所”在各地举办过12个训练班,其学员就以“忠义救国军”为主,美援助的武器装备也大都给了他们。因此,到抗战中后期,“忠义救国军”已成为一支武器精良,并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特务武装。

到抗战胜利时,“忠义救国军”已经发展到五万之众,军统全盛时期,号称“拥兵十万”,其中是包括了“忠义救国军”的。

抗战期间,军统在敌后实施了大量破坏行动,如打击敌人交通线,炸毁仓库,破坏桥梁、以及搜集情报等工作,主要都是由“忠义救国军”实施的。

当然,由于“忠义救国军”的驻防主要在苏南敌后打游击,正与新四军毗邻,双方的摩擦也不少。

抗战胜利之后,各界“取消特务”的呼声很强烈,一度,军统的日子很不好过。适逢此时戴笠出事,犹似雪上加霜,“忠义救国军”成为一块肥肉,人人觊觎,谁都想把他抓到手,打得不亦乐乎。

经过一番博弈,最终,“忠义救国军”与其他部队合并,成立交通部交通丨警丨察总局,

按:这个“交通丨警丨察”与咱们现在理解的交警不一样,那时的“交通部”,是连铁道、公路等都合并在一起的。“交通丨警丨察”起武装保卫作用,其实就是作战部队,不是在马路上指挥交通的那种。

交通丨警丨察总局,员额7万多人,局长为中将衔。下辖18个总队,每个总队基本上都是加强团的编制和配备,近4000人,总队长都是少将级的。

交通丨警丨察总局的归属,挺有意思。在隶属关系上,列在交通部,交通部要负责日常的经费;但一切人事、调动、指挥,全归保密局;由于保密局又列在国防部之下,国防部还要承担其后勤补给。所以,抢了半天,谁也没抢走,还是归了保密局。别的部门只落了个干掏钱。

交通丨警丨察总局先后有三任,吉章简、周伟龙、马志超。

吉章简,海南人,1900年生。军校二期工兵科。吉是郑介民的同乡,但他并不是军统的人,抗战爆发以后一直在胡宗南手下搞军事工作,曾任新7军军长,后任首任交通丨警丨察总局局长,因作战不力被撤。

周伟龙,字道三,湖南湘乡人。1901年生,军校四期政治科毕业,跟***的弟弟周恩寿是一个大队的同学。

周伟龙是“十人团”之一,老资格的军统分子了,曾在唐生智部当宪兵营长,当时戴笠还在“跑单帮”,周伟龙曾救过他的命。以后我们还会多次提到他。

周伟龙是第二任交通丨警丨察总局局长,1949年初因密谋起义被毛人凤察觉被捕,后押赴台湾处决。

第三任、也是末任交通丨警丨察总局局长是马志超。

马志超,甘肃平凉人,1903年生。军校一期毕业。马志超是军统历史上最被高估的将级特务,他的“事迹”,后面在谈“西安事变”的时候还要讲到。

在解放战争中,交通丨警丨察总局曾参与了“保卫淞沪”的战斗,最后被歼。

“忠义救国军”从淞沪起家,又在淞沪走到了他的终点。

在改编中,由于“忠义救国军”的大多数人来自江南,不愿背景离乡,因此,有一些就转业到了当地,做一些维持治安的工作。解放以后,由于他们的军人本色,大多不塌实,当了土匪。这其中,有一位很出名的女匪首,就是前面有人提到过的黄八妹。

按:黄八妹,1906年生,本名黄百器,上海金山人。这个女人不得了,15岁就开始和盐警、税务勾在一起,与私盐贩子干走私的买卖,后来干脆直接当了土匪。

抗战爆发后,黄八妹组织武装,参加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任中队长。1943年,黄八妹干了一件大事,亲手逮了一个日本士兵解送国民党当局,并受到了美国顾问的赏识。

1948年,黄八妹被毛森任命为“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海北纵队司令”,其夫谢友胜为“副司令”。解放以后,黄八妹多次派特务骚扰大陆,并令谢友胜回大陆潜伏,被抓获后镇压。

黄八妹逃往台湾后,曾以“协助大陈转进有功”受到蒋介石嘉奖,并定居台北市。1982年病逝。

可不要小看黄八妹,上海的地方史志上都有她的专章。

4、“临澧特训班”

按我原来设想的,应该写“临澧特训班”了,军统的特务培训制度,到这个班时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但因沈醉曾专门写过一篇很长的回忆录,详细记载这个班的情况,所以我就不写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到网上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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