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为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的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

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闲话军统（4）

早在特务处成立之前的1928年，gmd党内最大的派系cc系也搞了一个特务组织，即隶属于中央党部的调查科（即中统的前身），从名义上说，两家各搞各的，中统做党派工作，军统搞军事情报。但工作开展起来过后，戴笠才发现这个分工自己吃了亏。

这时全面抗战还没有开始，反共成为首要任务，特务处成立的初期，骨干都是些军校学生，头脑相对比较简单一点，杀人越货、“偷鸡摸狗”还可以，搞反共，实在是勉为其难。反观中央党部调查科，一个是早开展工作4、5年，经验、基础都好得多。再一个陈果夫、陈立夫都是搞党务工作起家的，手下集中了一大批***的叛徒，经常在内部召开理论研讨会，学习、讨论共产主义理论，水平自然不一样。

按：gmd内部，颇有些人极讨厌戴笠，陈立夫就是其中一个，从不给好脸，经常私下里损他们，说特务处的人“一副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特务代替一切，还要情报工作干什么”。戴笠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

所以从特务处成立的一开始，两家就斗得不亦乐乎，同行是冤家嘛，到后来弄到把工作放在一边，以跟对方制造摩擦为乐趣的程度，如某次设计捉弄了对方，甚至假装误会把对方的人揍了一顿，都能高兴好几天。

为解决“内耗”，蒋介石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协调特务工作，1935年5月，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注意：此军统不是彼军统），局长陈立夫。

下设三个处，一处党务处，由中央党部调查科升格组成，处长即后来著名的中统头子徐恩曾；二处军警处即戴笠的特务处；三处是新成立的邮检处，处长丁默邨（后来落水当了汉奸，即《色戒》隐射的那位“易先生”）。

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1938年3月，在gmd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把三个处分开，其中一处党务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二处军警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三处改为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维持原处级架构不变。

“中统”的事以后再说。军统局长例由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担任，戴笠为副局长。但蒋明确指出，实际的责任由副局长来负。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蒋认为特务工作其本质，是一种偏恶性的工作，权利不妨给，但政治地位不宜太高。

按：历任军统局长，除了贺耀祖，还有林蔚、张治中（不像吧）、钱大均。但这些人都很知趣，不过问任何具体事务（估计也不爱搀和这些烂事）。

戴笠终其一生都只是军统局副局长，少将、挂中将衔，死后追晋中将。但戴笠的手下，起码有不下十个中将，少将得有二十多个，起码他下面的处长就全是少将。这是因为很多特务都兼任着公开的职务，但在军统，他还是戴的手下。

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1946年3月17日飞机戴笠失事为止，换言之，戴记军统，一共维持了整整八年，基本与抗战共始终。

戴死后，大约在1947年7月前后（有的文献说是7月1日），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先是郑介民，后为毛人凤。一直到1949年逃台。这是后话了，以后再说。

历史说到这里为止，可算说完了。枯燥乏味，我都说烦了。

下一节开始，说说军统的训练班。

闲话军统（5）

军统的特训班

1、“洪公祠特训班”

1932年4月1日，戴笠的特务处成立，一个月以后，戴笠就开办了他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洪公祠特训班”。

按：蒋介石靠黄埔起家，戴笠处处学他的“校长”，最重视学生，其实就是对自己班底的培养。事实证明，后来军统的骨干，不是黄埔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特务训练班出来的。

“洪公祠特训班”对外名称叫“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因设在洪公祠，后来人们称之为“洪公祠特训班”。

“洪公祠特训班”一共举办了三期，每一期半年。第一期于1932年5月开班，这是军统特务训练的开始，在军统林林总总的特训班中很有代表性，因此我们重点介绍第一期的情况。

“洪公祠特训班”开班时，共有学员30名，中途有3个人退学（特训班居然还有敢退学的，够人性化的），到了结业分配工作时，只有27人。

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期学生出了两个响当当的人物。

第一个自然是陈恭澍，军校五期，军统著名杀手。当过北平站站长、天津站站长、上海区区长；刺杀过汪精卫、刺杀过张敬尧、刺杀过王克敏；从1932年参加军统，始终站在行动工作的第一线，“甜活儿”全归他了，也绝了。唯一令人惋惜的是,有一个短暂的时间落水当了汉奸，虽说没有出卖组织，而且后来又接上了关系，毕竟于大节有亏。

陈恭澍的事，我们在讲军统杀手的时候会有很大的篇幅涉及，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另一个叫刘乙光，军校四期。此人一生只干了一件事——看守张学良，从大陆跟到台湾，陪伴了张学良一辈子，俩人不仅培养了极好的私交，刘乙光自己也一步步地晋升为少将。当看守居然能干成将军，也算是一段佳话。

除了上述两人，有据可查的还有13人

翁一揆，军校三期

廖宗泽，军校四期

田动云，军校四期

庄骏烈，军校五期

戚南谱，军校五期

翁光辉，军校五期

喻耀离，军校五期

陈致敬，军校五期

邱尧勋，军校六期

杨英，军校六期

王一士

唐焕文

郑兴周

另外的12人，我没有查到确实的材料。

按：据一些材料反映，还有何龙庆、陈善周、徐远举、赵理君、赵世瑞、郭履洲，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尤其是徐远举、赵理君。以后我们都会提到。

但是不是这一期的，存疑。

闲话军统（6）

在军统各种各样的训练班中，班主任几乎都是戴笠（没好意思叫“校长”），唯独这一期例外，班主任申听禅（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另外还有副主任，但显然他们都是挂名。

具体的管理，分为三个组（民国时似乎很喜欢用“组”这个名称，最起码军统特别爱叫“组”，组可大可小，大的组长，级别能到少将、中将），戴笠负责“事务”组，主持日常工作；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负责“教务”组，管教学；李士珍负责“训育”组。

按：李士珍，军校二期，中将、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逃台后任中央警校校长。李士珍是gmd丨警丨察事业的创始人，曾留日学过“高等丨警丨察”，有《丨警丨察行政研究》、《丨警丨察精神教育》等专著。但大家可不要以为李是光会埋头著述的的书呆子，这又是一个厉害角色，为了争夺对丨警丨察系统的控制权，此人几乎与戴笠斗了一辈子，基本是个不相上下的局面，以戴笠当年的权势薰天，能跟他平分秋色的只怕天下没有几人！甚至，戴笠飞机失事，都跟他的存在有些间接的关系。你说这是一般人么？

但在此时，他们还是工作关系。要我说，李士珍这个“训育”组的角色，基本相当于现在的“学生处”，每天早晚两次集合点名，晚上点了名之后还有一顿训话，这个不好那个不行，学员都很烦他。你说是不是差不多这个角色？

谈到学习和生活，大家不要以为学当特务有多舒服，那个条件是相当地艰苦。

上课，教室就是礼堂，开会也是这儿（反正人也不多，一共30个学生嘛）。里边摆了十五张长条桌，两个人共坐一条板凳，正好三十人。用木板垫高一块，就是讲台了，黑板也是变成了深灰色的那种。

学员宿舍，有门没窗户，一下雨就漏水。床是高低床，铺盖是不会有人给你提供的，均须自备，可想而知什么颜色都有。

伙食，正餐六个人一桌，四菜一汤（原来这个标准民国时候就有了），管吃不管饱，而且教师和学员的餐标完全一样，这个应该说是难能可贵。

条件不怎么样，但纪律却是严格得不可想象，整个六个月的学习期间，学员们基本过的是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所有的休息日全部被取消不说，课余时间还一律不准外出。据陈恭澍后来回忆，除了集体外出搞活动什么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单独出过训练班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