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见潘祖荫已近醉，忙劝道：
“伯寅兄也莫悲观，传闻之事未必属实，毕竟湘军乃是我大清官军，金陵在敌手十余年，交战之际，难免误伤，如今金陵收复，只需一番抚恤，不日必将再现繁华盛景也。”
钟麟等也忙安慰，原来传言曾国荃围攻天京时，粮饷早断，湘军欠饷已十多月，曾国荃便默许各营，城破之后，允许抢掠三日，所得多归私有，而上报朝廷只说没有缴获，朝廷只好睁只眼闭只眼，还是封为一等威毅伯，曾国荃在民间得了个曾屠夫的称号，也有研究者称其举乃为自污，为免兔死狗烹而已，不过数日之后曾国荃坚请开缺回籍养病，其兄曾国藩则着手大裁湘军，也是史实。再后太平军余部进入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继续战斗，左宗棠以闽浙总督执浙、赣、闽、粤四省兵事，最终于同治四年腊月廿二日攻破广东嘉应，康王汪海洋中炮身死，轰轰烈烈的天平天国农民大起义画上了句号，之后著史方家，或褒或贬，各有其理，勿须笔者赘言。左公逝后，浙人于杭州岳坟之侧修建左祠（辛亥之后改为先烈祠，附近亦有蒋益沣、刘典等祠），上有杨昌浚一联，撷来一赏也：
地近岳王坟，死后不孤，蒋庙刘祠皆旧部；
奠酌圣湖水，生前有语，六桥三竺许重来。
还说谭钟麟，更添二喜，先是颜氏诞下一子，甚是惹人疼爱，起名宝符，后又接家信，宝箴之妻诞下一女，自是少不得几番庆贺，钱银诸项，多由郑庆庄帮衬，也不多表。且说左公听闻钟麟诞子，恰道光廿四年进士，广西新宁邓廷楠在左公属下办厦门捐，甚为得力，新保举升为福建兴泉永道，亦是刚刚诞下一女，便央求左公择媒，左公欲成人之美，就来信与钟麟商议。钟麟以邓廷楠乃四品道员，自己仅是从五品御史，略显高攀，而宝符又是庶子，是以推脱，结果反被左公斥为迂腐，于是定下姻缘，之后邓廷楠赴京引见，遂正式定亲。
是冬钟麟因功受赏，由江南道监察御史转京畿道监察御史，记名以繁缺知府用，又署吏科给事中，京中士子皆知钟麟学问名声，多有结交之意，自然趁机相贺，也不须说。眨眼冬去春来，已是同治四年三月，湖广会馆扩建修葺已毕，钟麟了一心事，初五这天，闲来无事，就转到了汲雅斋，自后门进入，郑庆庄正在后堂算账，见到钟麟便站起抱拳道：
“文兄请坐，愚弟正待算完账后登门拜访，未曾想文兄先到，莫非是心有灵犀？”
“哈哈，静兄恰好有事？”
庆庄给钟麟斟了盅茶，低声道：
“莫非文兄不知？近来宫中传言，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大有裂痕，昨日更有消息，说是两宫指责恭亲王过于跋扈，骄横揽权，妄自尊大，不守礼节。众人议论，此次恭亲王恐怕要遭贬黜，文兄从前忧虑之事，终可安心矣。”
钟麟闻言甚是震惊，嘴上却道：
“静兄多虑矣，愚弟当年夜闯恭邸，不过已是陈年旧事，恭亲王日理万机，哪里能想得起这般小事？”
庆庄对钟麟何等熟悉，一听便知钟麟毫无欢喜之心，遂道：
“防人之心不可无也，何况文兄不是说过，当时能全身而退，乃在于知道两宫与恭邸终有一变，趁机借西太后之语而侥幸逃脱，如今文兄预言成真，何以反有忧虑？”
“唉，眼下江南虽已略定，仍是多事之秋，尚需齐心协力，共济艰难，然而廷枢却为权利之事，骤起萧墙勾斗，恐为国家不幸也。”
庆庄闻言起身，抱拳道：
“一时但顾个人得失，未思国家之计，愚弟浅薄也，万望文兄恕罪。”
钟麟忙亦起身答礼：
“静兄切勿自责，此事若非老兄相告，愚弟尚不得而知，还有哪般传言，望不吝赐告。”
“昨日之事，听说起于翰林院编修蔡寿祺之劾，至于之前，还是起于御史丁浩的天象示警论，不过凡此言论，都在年后才有。”
庆庄将所听种种传言说起，原来江南平定，恭亲王居有大功，自以为筹划已久的洋务运动必然可以全面开展，未免就对朝廷的保守势力处处进攻，而准备更大幅度的起用曾、李等汉族中坚，这样既得罪了一帮老臣，同时满人权贵亦甚多不满，两宫太后更是觉得恭亲王势力过大，深恐将来无法驾驭，便借机将恭亲王某次论事，未经赐座，擅自起身不跪，以及擅自动用御案茶饮，多次与两宫高声争论等不合礼法诸事为由，结合蔡寿祺等人的弹劾奏章，开始向恭亲王发难。
第六十五章恭亲王遭劾议罪谭御史仗义执言
恭亲王奕訢一生遍尝荣辱，跌宕起伏，史家各有褒贬，不一而论，然则其领导“洋务运动”，影响晚清政局近四十年却是不争事实，面对国家混乱，西方欺凌，乃至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自认为才情甚高的奕訢是何心境，再也无从考究，不过观其题宋徽宗《鸜鹆图》诗，大有愤恨之情，今录于下，读者共鉴矣：
松间禽影自萧萧，怒目争飞似擘椒。
那识宫中图画日，输金岁币甚于辽。
文接上章，同治四年三月初七，两宫太后绕开军机处，由内阁明发谕诏，命恭亲王毋庸在军机处议政，并撤一切差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文祥管理，军机处议事由惇亲王、醇郡王、钟郡王、孚郡王轮流主值，并分别管理雍和宫、弘德殿、中正殿、武英殿事，以肃亲王为宗人府宗令，豫亲王为宗人府左宗正。次日惇亲王等上疏为恭亲王求情，提出此事应交王大臣会议讨论，并暗示两宫不能以一己恩怨而定是非弃取。初九日两宫将惇亲王、蔡寿祺二折一并发下，令王大臣会议，并召见倭仁、周祖培、瑞常、朱凤标、吴廷栋等大臣，哭诉奕訢之强横，强调“恭亲王狂肆已甚，必不可复用”，“屡招物议，难膺重任”，内阁会议顿成文祥等军机大臣与倭仁等守旧老臣两派，争执不下。十四日，两宫再将近期各方奏折下发，令在京王公大臣、六部九卿、翰詹科道齐议，一时更是嘈杂纷繁，最终，由肃亲王华丰拿出自己的底稿，请大家阅视，其主张令恭亲王“改过自新，以观后效”，倭仁根据其稿修改四次，硬将主旨变为“王既罢政，宜邀宽典之意”，遂传递众人署名合奏。
且说谭钟麟以京畿道御史兼署吏科给事中，亦在这天会议之中，却始终未曾发言，他所想的，乃是如今太平军余部尚未平息，捻军气势正盛，西北回民起事及俄国虎视更急，而且与洋人交道多倚重恭亲王，一旦罢黜，短期之内，朝廷如何再觅决断之人？何况恭亲王一旦归隐，之前由其提拔的汉族力量会否受制，正欲开展的洋务事项如何得继？堂上诸人但凭自己喜好，夹挟个人恩怨，哪管之后场面如何收拾？正想间奏折与笔均传至眼前，钟麟怎肯随波逐流，遂将奏折细细看过一遍，旁边有人急欲议毕归家，等的不耐烦，便开始催促，钟麟不理，直至看到最后一字，方亢声道：
“各位请恕失礼，此折谭某不能签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