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教训的是。”

王定安道：

“老师真是目光如炬，学生自认与惺吾兄相知已有时日，却绝然难有老师之见解也，而子维兄慷慨气壮，亦受老师指教，早立志军旅，然学生已过而立，心境亦难比肩，尚不知何去何从，还望老师指教一二。”

钟麟先凝视饶应祺道：

“子维有志军旅，今后钻研，却不可限于征战杀伐，须知兵战者，凶器也，非万不得已而不出，子维亦当深究治国治民之道，有朝一日，牧民一方，还须竭尽所能，为国为民也。”

饶应祺行礼称谢，钟麟又朝向王定安，继续道：

“鼎丞虽性格与子维有异，但文采飞扬，思虑周密，善举妥策，上可为朝廷谏察，下能为大府幕宾，亦可尽施抱负也。”

“老师指教的是，不过听子维兄讲，老师已荐之于湘阴左公，眼下定安尚不知所以，可否令学生同行，或能略尽一二也。”

钟麟沉吟了片刻，道：

“这个不难，不过左公性格，恐未必适合鼎丞，如今谭某正在为重修湖广会馆之事与湘乡曾公来往甚密，其来书亦曾言及求才若渴，以鼎丞所长，若赴曾公幕中，似更为妥当，如若不弃，谭某即于信中提及鼎丞可否？”

“还是老师思虑周详，定安先谢过老师。”

“哈哈，与诸位虽叙师生之谊，然谭某心下，以诸位为国之肱骨，士之侠义，诸位所行，乃利家国，本谭某之所愿，何须言谢也！”

一夜尽兴，之后几位学生陆续辞行，不多说杨守敬之后七次会试不售，却成巨著《水经注疏》，被誉为“晚清民初学者第一人”，影响胡适等人颇深；也不多说王定安之后历曾国藩、曾国荃幕僚二十余年，官至安徽颖凤六泗兵备道，作成巨著《湘军记》（不同于王闿运的《湘军志》），单说饶应祺七月这天前来辞行，钟麟自又摆酒相送，少不得一番絮叨，闲言不表，但听钟麟道：

“两月前石达开已全军覆没于四川，湘、楚、淮各军于江南亦节节进击，大定在望，不过左公心志远非于此，眼下西北回民起事，陕甘又乱，边疆不保，朝廷受江南战事所累，难以腾手，只分多礼堂（多隆阿）一部前去对峙，西北地域广阔，恐非多帅所能驾驭，今后一旦有失，诸帅中有志于西北者惟左公耳。谭某与左帅虽书信频密，但许多担忧，不宜笔墨，亦不得当面交流，是以此番子维前去，需交代一二，万勿怪罪谭某琐碎也。”

“老师但请吩咐，应祺必牢记于心，谋事尽力，万死不辞。”

钟麟点头道：

“左帅性格坚毅，此事亦只能旁敲侧击也，谭某忧者有二，一则眼下淮军效仿常胜军等洋枪队，改组淮军营制，已见成效，而左公所属常捷军，虽颇有战功，但毕竟非我所有，谭某以为，楚军亦应取其所长也，之前左公也曾说起来日要仿造洋枪洋炮，乃至巨船，以成舰队而护卫海疆，但楚军营制尚用王壮武公老湘营制，此处似不及李少荃也，然左公素来不齿李帅，谭某不便明说也；二则更为要紧，眼下江南大定在望，自要谨防兔死狗烹之虞，湘楚各军，不宜铁板一块，令朝廷忧恐也，当然，军战自非儿戏，但亦有备无患也，近来谭某与曾帅商议会馆等俗事，过从紧密，倘左公有话不便明言，谭某可以代达曾公也。”

“老师所嘱，一乃劝左公多学淮军，二是劝左公与曾公刻意制造摩擦，以给朝廷制造互相对抗、分而用之之机，不知学生所解是否有误？”

“正是如此，不过谭某以为，二公未必非要实质摩擦，在言语上做做文章，使天下人晓知即可也。”

饶应祺忽而压低声音道：

“传言江南有人劝曾公自立，老师以为如何？”

钟麟目光更为凝重，沉吟片刻方道：

“所以说谣言可畏，正乃谭某深忧者，以谭某论断，曾公绝无此志也，而且此刻外辱远多于内忧，骤然谋事，不能得天下志士之心，左公等深明大义，亦绝不会附庸。不过此谣必为朝廷所知，难免有人作祟，是以曾左不和之像，更应早现也。”

饶应祺重重点头道：

“学生明白了，老师且在京师保重，学生定不负使命也。”

其余不表，不久饶应祺先至浙江左幕，又复荐于李鸿章，学习淮军建制，最终立功于左公西征，后话待表。而此后曾左关系突然恶化，更有传出二人恶言互骂，比如所录下联，明眼人虽知乃为他人附会，但嵌用名字，也堪玩味也，撷来与读者共赏：

曾：季子自命太高，与我性情相左（讽刺左公性格蛮横狭鄙，不能容人）

左：藩侯以身许国，问他经济何曾（讥笑曾公数次投河轻生，缺乏才能）

至曾国荃攻破天京，曾、左更因洪天福贵之生死及杭州突围太平军数量多少之事在朝廷大打嘴上官司，互相弹劾攻讦奏章不断，乃至二人断交，老死不相往来，但二公毕竟各自善终。左公西征之时，曾公筹饷不遗余力，也是佳话，凡此种种，国史稗传多有记述，不再赘言。

行文单表钟麟，该年十一月补为江南道监察御史，恰好收集江南言论，自少不得添枝加叶，凸显曾、左、李之矛盾，也算推波助澜。而其深知，御史乃朝廷耳目，职微任重，多见各方御史言官，每每毛举细故、不识大体，为标榜自身而多方攻击；或者瞻徇私情、受人指使，更有甚者，招摇纳贿、颠倒是非等种种恶习，自觉深恶痛绝，便专上《保送御史请申明定例折》，直言所保之人若有劣行当追究保举者之罪，最终编入吏部则例。钟麟自是恪尽职守，刚正不阿，一时京中名声甚佳。家中来信宝箴已然完婚，不久又报新妇已有身孕，而颜氏也已有喜，真是一片欢庆。眨眼已是同治三年二月初九，钟麟因受直隶总督刘长佑之托，至翁府转送别敬，翁同龢守父丧在家，新搜了几本古书，少不得邀了盘玩一番，归家甚晚，颜氏早在门外挺腹守候多时，见到钟麟便报有客，钟麟忙进的院内，隔门看见客人恰好抬头，竟是朱教玉，钟麟大喜，忙进来寒暄，只听钟麟道：

“勉兄何日到京？听闻骆军门待勉兄甚厚，委以重任，此时来京，莫非公干？”

“非也，弟已辞别骆军门，本欲凤栖观出家，奈何师父以为愚弟心气浮躁，时机未到，又着外出历练，愚弟平时交游甚少，侠兄行踪不定，季兄又身在军旅，便决定来京消遣，先投奔文兄也。”

“哈哈，愚弟此处虽小，但客房还有几间，勉兄尽可住下再说。”说罢使唤丫头准备西厢的客房，复又坐下，疑惑道：“勉兄何以仍要出家？蜀中家眷如何安置？”

“唉，当初骆军门执意令愚弟纳妇，本属不愿，后见妇人身世亦苦，不忍再弃，方行夫妻之实，今育有一子一女，也算和乐，妇人甚是勤俭，有愚弟留下数年川幕之资，今后自然衣食无忧。妇人早知愚弟之志，是以也未阻拦，此行总算为朱家留了一脉，略减愧疚于父祖也。”

颜氏又换了新茶上来，教玉见颜氏大腹便便，行将生产，再起身致谢，钟麟也叮嘱颜氏安卧，不必劳动，而令丫头准备素宴，又起身忙碌一番方坐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