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情况。中国帝制时期的历史主要是一部经济史，而不是政治史。经济才是帝制社会的首要问题。还要说明一点，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而不是什么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甚至像司马迁这样的儒家史学家，也不得不在他的《史记》中，加上《货殖列传》一章。
在宋以前，土地是最重要的财产，由于一切财富都从土地中产生，土地是盛衰的命门。宋以后，土地被货币化，商品化，资金成了社会上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由于统治者的贪婪，纸币的使用在元朝坏了事。到了明代，开始用白银来当货币。成也白银，败也白银。元朝亡于通货膨胀，而明朝亡于通货紧缩。
4.稳定期：元朝和明朝前期（1271年~1644年）
蒙古人统治中国北方134年，统治中国南方98年。但我们对于元朝，就像对商朝那样，有一种疏离的陌生感。因为元朝并非完全汉化的朝代，元朝只在其统治的一半时间里实行过科举制，色目人在元朝政权中起到很大作用。元朝共有11位皇帝。史书上的元朝统治者，与中原人的作风颇为不同。
元朝总人口，估算在8000万上下。在元朝皇帝心中，国民的可靠性排名，依次是蒙古人、色目人、北方汉族、南方汉族。也由此形成了所谓的四等人制度。“色目人”意为“各式各样的人”，包括西域人、西亚人和欧洲人。既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马可波罗就被视为色目人。元代著名诗人马祖常也是色目人，他信奉基督教。
元朝有明显的民族压迫。蒙古人如果在酒醉后行凶打死汉族人，仅仅赔偿烧埋银了事。而汉族杀死蒙古人要偿命。朝廷严禁汉人持有兵器，这方面留下的大量记载。元朝政府曾大力收缴民间的铁尺、铁骨朵、铁柱杖等铁器。不仅农民用的叉柴草的钢叉被收缴，荒唐的是，连庙里神像手中的刀、枪、弓箭、斧、钺等兵器，都被收走。汉人私藏全副的铠甲的，或者私藏武器十件以上的就要处死。蒙古人严禁汉族人打猎，被抓到就要治罪。在元朝后期，甚至限制汉人拥有马匹。
汉族官僚和色目人曾经为实行“儒法”还是“回回法”进行过激烈的争斗。蒙古人在政治上对汉族比较排斥和提防，重用色目人的倾向比较明显，蒙古、色目人一直控制着主要职位。元朝在各地的最高行政长官叫“达鲁花赤”，（蒙语为：“镇守者”）。“达鲁花赤”只能由蒙族或色目人担任，绝不用汉人。但汉族官僚仍然占元朝官僚体系的较大比重。据元朝中期吏部统计，中央政府官员2089人中，蒙古、色目有938人，汉人、南人1151人，汉族占59.6％。京都地方官506人，蒙古、色目有155人，汉人、南人有351人，占69.4％。京都以外地方官19895人，蒙古、色目有5689人，汉人、南人共有14236人，占71.5％。
和宋朝一样，元朝非常重视工商业。由于任用色目人管理元朝的财政，商业具有相当的发展，但整体经济不如宋朝发达。元朝政府把很多商品的垄断专卖权承包给了色目商人，汉族商人受到排挤。
元朝的税收南北不同。南方沿用宋代的两税法，北方则按民户收税。出乎意料的是，蒙古人征税实际上比较轻，史书中有大量的记载。如明朝范濂则认为：“元入中国......赋虽轻，不足法也。”明朝的谈迁认为：“江南......宋时亩税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税无过亩三升，吴民大乐业。”
但是到了元朝后期，元朝统治者不断加强对各族人民的财政搜括。自忽必烈至札牙笃的70年间，国家赋税不断增加，如盐课增加20倍，茶课增加240倍，商税亦增加近10倍。人们负担极其沉重。
经济失败是元朝灭亡的首要原因。元朝皇帝最大的两笔开支就是奉佛和赏赐。奉佛方面的开支，往往占用国家总收入的2/3；元朝统治者特别热衷于喇嘛教活动。每次都要宰杀成百上千的牛羊，把国库挥霍一空。元朝朝廷赏赐皇室和官员的钱，十分惊人。第3代皇帝武宗即位不到一年，赏赐的钱就花去828万锭，而当时一年的国库收入仅280万锭。第4代皇帝仁宗更能挥霍，一年花掉2000万锭。由于皇帝乱花钱，税收又很少，财政上入不敷出。为了敛财，元朝大肆发行纸币“宝钞”，用通货膨胀来搜刮百姓。
元朝的“宝钞”没有形成科学的发行体系。我们知道，每一张纸币都是一张政府的欠条，对应着国库里的真金白银。比如，每一张英镑，（名义上）都可以到政府那里兑换一磅白银。一旦政府把国库中的真金白银花掉，流通中的纸钞实际上就是废纸一张。从忽必烈开始，元朝政府就敢乱动发行宝钞的准备金。国库里如果没有真金白银，发行的纸钞无法兑换，就是白纸一张。
今天，市面上的人民币百元钞票每3年就要更新一次。10元、50元钞票则不到2年就要更新一次。政府就会通过银行把旧钞票收回并集中销毁，然后再印一张一模一样的钱通过银行投入流通。这样，被污染、破损的人民币会被替换，市面上的钱一直都很新鲜光洁。不会给国民造成损失。然而在元朝，宝钞投入流通以后，就再也不能兑换，只能一直流通到完全破损为止，这张钱才算作废。最后一个接受这张钱的人就要承担损失。
元朝发行宝钞的数量也远远超过实际流通的需要，造成严重通货膨胀。特别是末代皇帝元顺帝时期，宰相脱脱为了挽救元朝，开始滥发纸币。“每日印造，不可数计”。结果，与国民党49年以前的情况一样，元朝末年，物价涨了十倍以上，在京城用五百贯交钞，还买不到一斗小米。百姓困苦不堪，怨声载道。
元末的自然灾害，同样不能忽视。14世纪的一百年中，“至少有36个冬天异常严寒，比有记载的任何一个世纪都多”，是一段天灾十分频繁的时期。从1335年起，全国各地水灾不断。特别是黄河在1344年的决口泛滥，给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虽然元政府确实采取了赈济灾民的措施，后期用于赈灾的粮食不少于40 万石，但只是杯水车薪。1351年，元政府调集十五万民夫修治黄河。让大量的汉族青壮年聚集在一起，为起义提供了机会。当民夫们挖出那个刻有“此物一出天下反”的石人后，群情激昂。汉族起义军很快遍布全国，最后朱元璋部于1368年攻克北京，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走到了尽头。
1368年建立的明朝是第10个帝制王朝，也是最后一个汉族王朝。明朝在前期非常保守、复古，是一个秦或隋那样极权的大政府，对百姓的控制非常严格。这种极权的后盾就是高达270多万的卫所制军队。朱元璋继承元朝的制度，把全国国民分为民籍、军籍和匠籍，种地的永远种地，当兵的代代当兵，作工匠的辈辈做工匠。朱元璋曾经看着很多亲人饿死。他将农业视为最重要的生产，对官吏和商人都较为敌视。明初采用了刘邦“重农抑商”的政策。
朱元璋的儿子明成祖朱棣统治期间，明朝进入全盛时期。朱棣把首都从南京搬到北京，因为他的皇位是从侄子那里抢来的，而华北是他可靠的根据地。朱棣还修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高的建筑，80多米高的南京报恩寺塔。特别是七次声势浩大的下西洋远航，让中国的官方舰队第一次来到人类的故乡——非洲。郑和甚至把长颈鹿运回中国，并且一口咬定它是麒麟。郑公的远航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比起几十年后欧洲航海者所谓的“创举”来，要浩大宏伟得多。
那时正是世界巨变的前夕，“现代化”的浪潮将席卷这颗蓝色星球。在大陆的另一端，葡萄牙的亨利王子开始下海向非洲南部远航，激起的涟漪，将让中国海平线上出现新的“变量”。而在中国，郑和死后，皇帝停止了下西洋的活动，结果把广阔的大海都留给了欧洲人。原因是远航成本巨大，虽然运回好多昂贵的奢侈品，但是在中国没有市场。而在整个航海项目中，死亡的人数肯定超过一万人。为了防范东南亚华人海盗和日本的倭寇，明初实行“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得下海”。
明初，商业受到政府的严厉打压，较为萧条。但人类追求利润，改善生活的天性不会泯灭。到了明代中期，随着政府控制力的减弱，民间资本终于冲破重重束缚，工商业重新兴旺起来。城镇不断从农村吸收原料和劳动力，富有阶层不断向工商业投资，部分农民弃本就末，力图在城镇工商业、运输业中谋取枝栖。在明朝小说中有“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生业，科举反在次着”的句子。还有“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的诗句流传。明朝终于回到了宋朝那种重视商业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