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游牧民族南侵与气候变化之间，是否有绝对的联系，还不清楚。依照我自己的观点，气候变冷或者变暖，并不重要。冬季，无论是零下25度，零下33度，或者零下40度，牧民都挣扎在死亡线上。在中国北方草原，最重要的气候变量其实是夏季的降雨量，这个才是真正要命的气候指数。一般把年降雨量低于500毫米的地区划为干旱或者半干旱区。干湿分界线会随着气候变迁，在北方略有移动。蒙古高原之所以不能种庄稼，不是因为那里冷（那里夏季才热呢！）， 而是那里降雨实在太少，只能生长牧草，成为畜牧区。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共经历过6个小冰河期。这些小冰期对北方降雨的影响，还很难推算。因为影响降雨的因素有很多。一旦草原上的降雨量变低，草场上的载畜量就会下降。同样面积的草地，能养活的牛羊数就会变少。各个游牧部落之间，就会为了争夺草场和水源而大打出手。游牧民族变得特别的凶猛好斗。成吉思汗就生活在游牧部落之间激烈内斗的时期。这种内斗往往会导致草原被某一强大势力所统一，然后南下越过长城......
YI：您说的倒是很有道理。但我总觉得中国历史不应该那么简单，还应该有更复杂的东西在影响它，比如在人们的内心深处的什么东西，某种难以揣测的变量。在我们的灵魂深处.......
极光：（赶紧打住易的发言） 行了！把复杂的东西往简单了说，总是没人信！只有弄点复杂、神秘、玄而又玄、不可感知的东西才有说服力！
YI：......
3.唐朝和宋朝（618年~1279年）
中华帝国的第7个王朝是唐，它被视为中国历史的第二个高峰，对外扩张十分成功。
唐朝社会延续了隋以来的繁荣。唐玄宗开元年间是繁荣的顶点。人口可能多达7000万，治安良好，粮食充足，手工业发达。杜甫在诗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一些不易觉察的新技术，比如，纸和瓷器的普及，使唐朝人的生活要比汉朝人好得多。而曲辕犁的使用，优良作物的培育，使唐朝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350公斤，远远高于整个汉朝。
唐朝兴盛的根本原因就是——均田制。全国土地被均分给380万户小农。均田农户直接向朝廷交税，中央的税赋非常充足。唐初采用“租庸调”税法，“租”就是农户每年缴拿2石粮食（约110公斤）；“庸”就是男丁每年为国家服役20天；“调”就是每户每年缴纳丝绸2丈。均田制还为中央提供了稳定的兵源，府兵让大唐帝国扫清了北方突厥人的威胁，并把疆域推进到中亚，达到对外扩张的又一个顶峰。
土地，仍然是土地，导演了中国历史的另一个轮回。
从唐初开始，皇亲国戚和官僚阶层就开始蚕食民间的良田。人口的增长，加剧了耕地的紧张。到了武则天执政的时候，民户数量增长了一倍，农民已分不到足额的土地，均田制慢慢走向崩溃。753年，朝廷下发了《禁官夺百姓口分永业田诏》，这份文件承认土地可以买卖，均田制实际上被废除了。对755年的统计是，唐朝的891.47万户农民中，竟有356.55万彻底失去了土地！全国40%的农民沦为佃农！
府兵制也跟着瓦解。唐玄宗大量招募社会闲散人员充作职业军人，长期镇守边疆。这些军人由节度使统领。但朝廷忽视了对节度使权力的牵制，为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埋下了祸根。
中唐以后，社会依然一片繁荣，甚至超过“盛唐”。但中央政府却每况愈下。各地的节度使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全国近2/3的面积和人口都被藩镇占有；全国共有54万军队，其中49万控制在藩镇手里；朝廷控制的税户仅有150万户，只有唐玄宗时期的1/4；公元853年，朝廷的税收仅有925万贯，只有唐朝前期的1/4。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为了充实中央的财力，只能加紧向民间搜刮。（这是管理型政府的必然）。而政府与民争利，高税收抑制了民间资本，限制了社会的发展。特别民间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社会有大量闲散人口，却因为过度管制，无法升级。唐朝后期盐税特别重，占财政总收入的30%上下。结果盐贩子黄巢在山东起兵，节度使们趁机控制了中央。907年，唐朝的第20代皇帝被一位节度使废掉。辉煌的大唐，从此成为中国人一段华美的记忆。
中华帝国的第8个王朝是宋。宋在军事上十分失败。但从GDP和社会发展来看，宋朝才是中国古代真正的高峰。宋的GDP未必比其它朝代多，也未必占当时全世界多大比重。但中国历史上，只有宋朝，农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到60%以内。很多学者认为，在继承了前朝遗产的基础上，宋朝已经在迈向现代化。
宋朝繁荣的原因，是宋朝社会非常“特别”，更像现代社会。体现在以下几点：
（1）平等。宋是一个市民社会，社会上没有固化的阶层。人们只有贫富差异，而无出身卑尊之分。（贵族们已经在唐末的黄巢之乱中彻底灭绝了，具体见第5节）。在宋朝，人人都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地位，社会呈现“贫富无定势”的态势。佃户只要善于经营，懂得积累，也能成为地主。古书上记载了很多这样的例子。
直到唐代，贵族还奴役着大批的奴婢。宋以前，包括唐朝，主人都有权阉割自己的男奴！到了宋朝，一些富户也有少量的家丁，但其地位类似于家庭保姆，与主人是雇佣和被雇佣关系。当然也就不能随便阉割了。
宋朝的《皇官庄客户逃移法》等法律规定，农村地主和佃户之间是平等关系，没有人身依附的义务，可以双向自由选择。佃户家人的婚姻等事务，地主无权干涉。很多农夫“释其耒耜而游于四方，择其所乐而居之”。这和东汉的庄园制非常不同。
（2）自由。比起汉、唐等朝代严格的“编户齐民”政策，宋的户籍制度十分宽松。人口可以在宋的国境内自由流动。而且，依照宋朝的法律，只要在某地居住满一年，就可以在本地上户口。宋神宗曾说过：“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宋的人口流通十分活跃，据说有20%左右的人口处于流动状态。“士、农、工、商”都加入了人口的流动大军之中。
（3）法治。“最幸福的事就是一边当官一边经商”。任何朝代，由于权力的扭曲，官僚阶层最终都会成为最富有的阶层。但在北宋初年，政府规定所有官员不得经商盈利，任何从事商业活动的官僚都会被治罪。同时，宋朝官员的俸禄非常丰厚，算是高薪养廉了。这就把广阔的商业空间让给了民间资本。宋太祖赵匡胤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税法——《商税则例》，把对商人只一次性征收2%的商税。此外，再不得额外收费。没有了官僚们的骚扰，商人们可以在一个相对规范的市场中经商，经济的发展也就没有束缚。
宋朝之前的朝代，全都重刑法，轻民法。“管理型政府”喜欢用法律把百姓管得死死的，对于百姓的民事或者商业纠纷，法律却往往缺失。宋朝相当重视经济立法，专门设置了专卖法，如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宋代成为中国古代经济立法最为活跃的时期，其立法活动频繁，法规内容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法规的制订、实施都很有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