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天真地以为，只要建立一个纯粹的儒化政权，恢复古代的“美好制度”，天下就会在极短时间内达到大治。但他很快发现自己错了。
——他试图恢复周代的井田制。这种制度已经因牛耕的普及而被废除，王莽拼命努力恢复它当然是枉费功夫。恢复井田制遭到极大反对而只能作罢；
——他禁止奴婢买卖，试图解决蓄奴问题。结果不仅遭到蓄奴之家，也遭到失地农民的反对。因为那会断绝了无路可走的农民卖身为奴的生路；
——王莽多次改革钱币，结果引起币制混乱，经济受影响，百姓怨声载道；
——他认为匈奴等族的首领称王是对礼制的逾越，要求他们自去王号，结果引起和匈奴的战争，牵制了王莽的军力。
社会矛盾无法化解，王莽的改革全面失败。举国上下一起抛弃王莽，叛乱遍地开花。公元23年，王莽在宫殿中被起义者杀死。有一千多名忠心的官员悲壮地陪着他一起赴死。
帝国的第3王朝“新朝”就是一出悲剧。它告诉我们，决定国家兴衰的是正确的制度，而不是某种意识形态。后世的史书拼命诋毁王莽——只有把责任都推给那个书呆子，才能避免儒学受责难。
公元25年，出身皇族的南阳豪强刘秀打败了其它豪强，定都洛阳，建立了中华帝国的第4个王朝——东汉。
王莽折腾一番，西汉的社会问题却一个也没有解决。土地还在兼并，豪强还在嚣张，法律还是漏洞百出。这些都留给了东汉。
大豪强刘秀当了皇帝，也有了抑制豪强的冲动。他在全国推行“度田”，清查豪强的土地和奴婢数量，为改革做准备。“度田”遭到豪强们的激烈反对，叛乱在各地不断发生，搞得刘秀焦头烂额。最后，刘秀清醒地看出，进行土地改革并不现实。之后，政府再也没抑制过土地兼并。
西汉以来，豪强们不断购买破产农民的小块土地，逐渐形成占有大片土地的庄园。到了东汉，庄园制是最重要的土地制度。估计全国不到1.5万个大庄园，占有了全国四分之一的耕地。
东汉的庄园非常大，动辄几万亩，有的甚至包括两郡之地。庄园内不仅经营农、林、牧、渔各业，还从事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具有多种经营、自给自足的特点。每个大庄园都像一个独立王国。
南阳的“樊氏陂”是东汉庄园的典型代表。据《水经注 》记载:“（主人）能治田殖, 至三百顷。广起庐舍, 高楼连阁。波陂灌注, 竹木成林; 六畜放牧, 鱼赢梨果, 檀棘桑麻, 闭门成市。兵弩器械, 赀至百万。其兴工造作, 为无穷之功, 巧不可言, 富拟封君。”
破产农民在失去土地后，往往选择逃亡，脱离“编户齐民”，不再承担国家的赋税和徭役。那么，他们逃到哪里去了呢？他们逃到了豪强的庄园里，并卖身当奴隶，称为“部曲”。“部曲”与庄园主有依附关系，身份等同农奴，庄园主甚至有权干涉“部曲”子女的婚姻。（这是庄园制与租佃制的差别之一）。庄园里有人身自由的依附者叫“宾客”，地位比“部曲”高一些。
东汉荫附在所有庄园里的人口可能有几百万。“部曲”在庄园里终日劳作，生活非常艰难。他们“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自耕农的逃亡会影响朝廷的收入。朝廷为了抑制豪强们蓄养奴婢，把“部曲”的人头税，定为自耕农的2倍的，向庄园主收取。因此，东汉的人口实际上要比西汉多。西汉的人口峰值约6000万。有学者推算，东汉的人口峰值可能接近7000万。
豪强不仅富有，而且极有权势。他们往往担任着地方或中央的重要官职。比如，马防官拜车骑将军，有“奴婢千人，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观，连阁临道，弥亘道路。数百人，常为食客，居门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豪强们控制了所在州郡的实际权力，甚至连皇帝的诏令都不放在眼里。当时的民谣说：“州县符，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
现在知道光武帝的“度田”政策为什么失败了吧！
心灰意冷的刘秀恢复了西汉初年的治国方式。他把政府缩小，精减全国官员的人数，据说东汉官员数只有西汉的十分之一。全国有400多个县没有县令。
政府的松绑，使东汉的商品经济空前繁荣，超过了西汉。“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我们民族再次释放了创造财富的巨大潜能，畜牧业、陶瓷业、造船业都在东汉得到极大发展。按照当时人们的描述：“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
东汉是小政府大社会，与汉武帝时期的“举国体制”差别明显。庄园制度和豪强阶层，使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被削弱，东汉“富而不强”，没有对外扩张的赫赫战功。
这第4个王朝却最终也没有逃过灭亡的命运。灭亡它的是瘟疫。
东汉后期，瘟疫开始在中原泛滥。让汉末人口急剧减少的是瘟疫，而并非战争。从东汉后期开始，瘟疫特别流行，一直延续到三国后期。瘟疫过后，往往十室九空。这场大瘟疫的细节，今天被历史学家们越来越多地还原出来。那种疫病，在当时称为“伤寒”。现代学者们认为它就是“流行性出血热”，一种在今天很容易治疗的呼吸道疾病。
这种疾病给东汉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最少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这场瘟疫。生活在汉末的医圣张仲景在《伤寒卒病论》写道：“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
。，曹植对大瘟疫的记载是：“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亡，或覆族而丧。”曹丕的记载是“昔年疾疫，亲故多受其灾”、“疫疠数起,士人雕落”。汉末著名的“建安七子”，竟有5人死于“伤寒”。
传染病能改变历史的进程。鼠疫摧毁了古希腊的黄金时代；黑死病的流行，让中世纪的欧洲对宗教产生怀疑，开始了文艺复兴；而天花等来自欧洲人的传染病杀死了90%以上的印第安人，使欧洲人顺利殖民美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流感夺去的生命比战争致死的要多得多，使得各国无力再战，协约国被迫投降。
瘟疫流行期间，是人们最恐慌无助的时候，名医和神棍总是集中出现。张仲景和华佗都生活在这一时期。佛教和道教也得到极大发展。张角创立的太平道加速了东汉的灭亡。
趁着大瘟疫的流行，张角以治病为名进行传教。他给病人喝下符水，病人如果痊愈，就说是神力所致。病人如果没有好，就说是病人不信道，心不诚。用这种方法，张角发展起来几十万信徒，于公元184年发动了“黄巾之乱。”黄巾军最后失败，被各地的豪强们联手镇压。
在镇压黄巾军的过程中，地方上的董卓、孙坚、曹操、袁绍等豪强趁机扩大势力，成为大军阀。而长期在中央轮流执政的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于公元197年在皇宫里进行大决战，最后双方同归于尽。军阀董卓趁机占领洛阳，他废掉东汉第12任皇帝，立汉献帝为新君，汉献帝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力。这时军阀们开始互相激烈地攻杀，中国开始了400年的分裂动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