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历史周期律的终极解谜——服务型政府

(北戴河谈话)

YI：极光老弟好！

极光：易老师好！

YI：今天我们探讨一下古代中国皇朝不断更迭的原因。

极光：嗯。这种王朝的不断更迭，也被称作“历史周期律”。

YI:从秦到清共出现11个统一的皇朝。平均不到200年就有一个。每次皇朝的更替，都会发生战争，给百姓带来痛苦。既然“宁为太平犬，无为乱世人”

，皇朝政权为什么就不能保持稳定呢？

极光：古代王朝不断更迭的根本原因，就是各王朝中央政府职能的错位。简单点说，中国古代所有朝廷都没有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只会管理，不懂服务。

YI：何以见得？请详细解释一下。

极光： 国家政府的存在，有三个类型：（一）保护型政府；（二）管理型政府；（三）服务型政府。保护型政府最原始，而服务型政府较为高级。

YI:这种观点倒是第一次听到。请您解释一下这3类政府的概念。

极光： 保护型政府只能满足百姓最基本的安全需求，它用武力保护民众，保卫社会的和平，使民众远离外族侵略和内战威胁。中国的每次改朝换代时的社会动乱，都会出现很多军阀。老百姓必须在这些军阀中找出一个向老百姓做出最好许诺的，支持这个军阀打败其他对老百姓不那么好的军阀。比如，楚汉相争的时候，项羽纵兵劫掠，而刘邦与百姓约法三章，军队所过之处秋毫无犯。于是，百姓觉得刘邦是一个好的保护者，于是支持他得到了天下。三国时期，曹操大搞屯田，发展生产，稳定社会，曹操也得到百姓的信任。刘邦和曹操成为社会的保护者，这是他们政权形成的基础。

管理型政府的职能，在战乱刚结束恢复发展生产时最有效。政府对社会进行管理，调配社会资源，使社会健康发展。比如分配土地，修建道路和运河，组织大型公共工程等。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朱元璋的“治隆唐宋”都是例子。

当一个王朝社会在政府的管理下，开始恢复并不断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发达的社会时，社会所需要的就已经不是来自顶层的管理，而是来自公权力的服务。只有得到公权力的服务，社会才能继续发展下去。但是，中国古代的朝廷不可能成为服务型的政府。

这种观点，孙中山先生也有过类似的表达。他的革命纲领中，把革命分为三步走：军政、训政、宪政。军政就是保护型政府，训政就是管理型政府。而宪政则是服务型政府。

YI：那么，各朝政府为什么不能升级为服务型政府呢？

极光：各朝中期，社会因为发展而特别复杂，旧的管理方法明显不能适用。但朝廷不甘心对社会失去控制。天下是先皇“提着脑袋”打下来的，是留给子孙用来享用的，可不是让子孙为它服务的。有了这种意识，朝廷根本不会转变职能，变主为仆，而是毫无道理地加强管制，扼杀社会的活力。

过度管制，使中国社会无法升级，总在运行一个低版本。而这个低版本不断崩坏，又不断重建，形成了王朝兴衰不断循环的假象。

YI:所以，刘邦、曹操、朱元璋等人建立的政权只能升级到管理型政府，却不能进一步升级到服务型政府？

极光：是的。

YI：那样为什么“低版本”必然会崩溃呢？

极光：过度管制会伤害社会，抑制健康发展。社会越来越扭曲混乱。要么表现在巨大的贫富差距上。特别是土地的高度集中。小农的处境特别艰难。最后，不堪忍受的底层民众起来造反，一些想过皇帝瘾的家伙出来，充当社会保护者。于是重复保护型政府的过程。

YI:这种伤害，能不能为我们举例说一个呢？

极光：我们以秦始皇开括岭南和隋炀帝修建京杭大运河为例。与西方类似事例作对比，说一说对社会进行管制和为社会服务的差别。

英国人在海外开括殖民地，都是以公司的形式进行的。这些公司都是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经济团体。由于殖民印度能够获利丰厚，所以东印度公司不断用自己产生的利润在印度进行扩张，并且使投资人获利。而在印度打仗的英国士兵都是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也从公司那里领取报酬，分享公司扩张获得的红利。所以，英国在印度的扩张， 能使所有参与的英国人都获利。而政府对东印度公司只进行有限的管理，更多的是为它提供融资、征兵等各种公共服务。

秦始皇开括岭南，则是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强征各地的50万百姓参军，去占领并移民岭南。南征的士兵都来自社会底层，包括赘婿、商贩、刑徒等。他们被迫离妻弃子，背井离乡，走上战场。战争的收益全归政府支配，士兵们并没有得到扩张的好处，只有秦朝政府才是获益的。底层军士积累了对秦的憎恨。以致中原大乱时，50万秦军竟在岭南观望。

再看隋朝修建京杭大运河与英法修建苏伊士运河的差别。苏伊士运河的修建前，先成立苏伊士运河公司，向社会发行股票来筹措资金。修建运河的劳工从埃及本地雇佣，劳工能领取工资报酬。运河修成后，运河公司向过往的船只收取通行费，再用股票分红的形式把利润分给投资者。过往船只的通行费会包含在所运货物的售价中。即使这样，由于航线缩短，运输成本大为减少，通过运河的货物还是比经好望角运输的货物便宜，消费者还是得到了实惠。投资人、劳工、过往船只、消费者都受益于这条运河的修建。所有人都有利可图。

而隋朝京杭大运河的修建是隋炀帝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强制百姓提供无偿劳动来完成的。运河的修建，实际上洛阳百姓是获利的，南方的粮食能够更加便宜地运到洛阳和长安。江南的商人也是获利的，运河的修建必然使商业繁荣。政府也是获利的。但修建运河的底层百姓没有得到补偿。修建运河的成本，都由他们来承担。使他们极为不满。于是“尽道隋亡为此河”。

YI：这也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差别。强制管理总是苦乐不均。

极光: 是的。政府的管制往往会给社会带来巨大成本。而服务型政府通依赖市场，能做到利益均沾。

其实，之所以各王朝后期有很多所谓的“昏君”、“庸君”，并不是这些继承人的素质不高，或者不像明君那样能抗拒诱惑。恰恰是他们看出了问题所在。“官出一寸之政、民失一尺之财”。作为一个管理型政府的首脑，社会需要的是服务。而他们的朝廷只能提供管理，确确实实没有多少事情可干的。职能严重错位。因此他们要么在温柔乡中消磨，成了好色皇帝；要么在白云乡中蹉跎，成了炼丹皇帝。

但政府的管制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最终会爆发，每个王朝都不会长命。

3.西汉（前206年~8年）

“千年田换八百主”。中国的帝国时期，农业占GDP的比值从未低于60%。所以，土地是一切的根本。古代中国社会，完全是这片黄土地的献礼。

从公元前221年到1911年，中国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授田法、庄园制、均田制、租佃制四个主要阶段。汉初，中国完成了一次彻底的授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