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六畜兴旺

马、牛、羊、猪、狗、鸡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六畜”。猪、狗、鸡的驯化是在中国本土发展起来的。云南是世界养鸡业的发源地，中国人祖先自东南亚北上的时候，很可能也把养鸡技术带进了中国。中国的养猪业起源于华北。中原地区是世界上最早驯化野猪的地方。

狗是第一种被人类驯化的动物。在15000年前，甚至更早，狗就已经作为“人类最好的朋友”参与到史前猎人的狩猎活动中了。目前最早驯化狗的地区还没有被确定。一些学者认为长江以南地区可能是世界所有犬类的发源地，但争议很大。

中国不是马、牛、羊的原产地，中国的马、牛、羊是从西亚输入的。而证明这种观点的证据也越来越丰富。

（1）羊

绵羊是由摩弗伦羊驯化而来的。绵羊骨骼经常在西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现。位于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扎格罗斯山脉附近可能是绵羊的最早驯化地。在那里发现的绵羊骨骼，经鉴定为最早的驯养动物，C14断定为距今10935±300年 。

东亚养羊与西亚相比大约晚了五千年。目前中国已发现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存中都没有羊的骨骸，倒是有一种羊亚科动物——苏门羚，样子和绵羊很像。中国的野生羊包括盘羊和羱羊。这两种野羊的线粒体数量与绵羊不同。因而不是绵羊的祖先。

5000年左右的龙岗寺遗址中开始出现羊，但不知其为家羊或野羊。青铜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绵羊骨骼才是确凿无疑的家羊 。这说明在羊在东亚新石器时代时代混合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少量羊骨只表明羊及其相关技术已传播到东亚，为青铜时代东亚养羊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进入青铜时代后，从新疆到中原的遗址中羊的数量明显增多。在齐家文化和殷墟遗址中均有完整的羊骨骼出土。羊在青铜时代人们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明显增高。到了商代，在西北羌人已以养羊为业，并以此著称。到了周代，中原养羊亦已蔚然成风。

通过分子生物学，对距今约4000~2500年之前的7处考古遗址出土的53个古代绵羊遗骸进行了分子考古学研究。包括陶寺古城、二里头古城，以及青海、内蒙一些遗址的绵羊DNA。从分子水平上揭示了中国古代绵羊母系遗传结构，没有发现独特的遗传标志，支持东亚绵羊像欧洲绵羊一样来自西亚。没有发现东亚绵羊与欧洲绵羊有明显不同。分子遗传学不支持东亚特别是中原作为绵羊的起源地。

（2）牛

牛是西亚新石器时代的主要家畜，在东亚的新石器时代却难觅踪影 。到了青铜时代，黄牛才在东亚大量出现，据今约4000年的甘肃大何庄遗址 、秦魏家遗址齐家文化层中出土的黄牛骨骼是典型代表。

国际上现代黄牛群体的大规模线粒体DNA分析显示，在现代普通牛群体中存在5个线粒体DNA世系，分别标记为T、T1、T2、T3、T4。其中的T、T2和T3是近东和欧洲普通牛的主要世系，尤其T3在欧洲群体中占有统治地位，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起源于近东地区。对中国北方地区三个青铜时代遗址的26个黄牛遗骸进行的分子考古学研究表明，有T、T2、T3世系，这三个世系，尤其是T3，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起源于近东地区。

黄牛是在大约7000年以前由生活于欧洲及非洲北部的松毛长角野牛经过人工饲养、培育而成的，原牛体形雄伟，颈部有小的肉垂，头顶有饰毛。松毛长角野牛的数量曾经非常多，后来随着森林被大量采伐而逐渐减少。最后一只松毛长角野牛于1627年在法国绝灭。

（3）马

家马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西端。家马是由中亚草原的塔尔潘野马驯化而来。东亚的普氏野马与家马染色体数目不同，是一种相当桀骜，难以驯化的动物。家马染色体数为64条，而普氏野马为66条，在生物学上有一定距离。

从乌克兰到哈萨克的草原地带出土了大量马骨，显示了从野马到家马的驯化过程。波台遗址是一处位于哈萨克草原北部的铜石并用时代遗址，距今约5500-5000年。在这里出土了三十余万块马骨。这些马主要是用于食用、祭祀和骑乘。可能多是野马，但至少有部分家马 。马嚼造成马齿磨损可以作为马是否用于骑乘的证据。波台遗址出土的19匹三岁以上的足够成熟的马的牙齿，发现了3匹马的5颗牙齿有明显磨损。由此推断波台的一些马被用过嚼子，并被骑乘了数百小时 。说明公元前3500-3000年的波台文化时代，至少部分马已被用于乘骑，并有可能用来追捕野马，并放牧牛、羊。

在东亚没有发现四千年前的家马骨骼和其他养马证据。中国确定无疑的家马出现于商代。 河南安阳武宜村北地遗址出土马骨架117匹表明商代晚期东亚养马业已初具规模 。甲骨文中有“入马”、“马方”、“多马羌”等记载，指的是西北一些养马的方国。西安老牛坡遗址出土的马骨可为佐证 。这意味着西北养马业要早于或盛于中原。

每一匹马都要经过驯服才能用于骑乘和拉车。因此中亚古代居民是较早的驯马者。马和驯马技术从中亚向四外传播。新疆和蒙古高原的先民最早从中亚那里学会养马，后来成为游牧民族。中原人是距今3500年前后从西域学会养马并输入马的。

国外学者将现代家马分成七个mtDNA世系，标注为A、B、C、D、E、F、G。科学家对来自国内11个春秋时期古代马匹的线粒体DNA进行了分析，又选取了东亚、中亚、近东、欧洲等地的代表性家马品种作为比对序列构。显示11个中国古代马分布在5个现代家马线粒体DNA世系中，即A、C、D、F、G系。表明中国古代的马有明显的境外来源。

5.五谷丰登

“五谷”在中国古代一般指谷子、黍子、水稻、高粱和小麦五种粮食作物。小米和大米是中国原产的粮食品种。在前面的农业革命章节里有过介绍。黍子，也就是大黄米，应该是世界上最早被驯化的作物，在大约距今8000年前后同时出现于中国甘肃和希腊北部，所以它的起源之谜还没有解开。而高粱和小麦两种作物，则确定无疑是中国从境外输入的。

（1）小麦

小麦原产于西亚，距今4500年前后传入中国。中国境内没有野生小麦。而DNA研究表明，中国麦子的祖先就是西亚的野生麦。所以，小麦由西亚传入中国没有任何争议。

目前，在中国出土的最早的小麦发现于塔里木盆地，距今4000年以上。其它地区发现的麦类遗物，大致分布在新疆、甘肃、青海、陕西与河南一线。西部早，东部晚。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中也发现了几粒碳化小麦。依据目前的线索，中国境内的麦类作物大体是沿着中亚－新疆－河西走廊－陕西－中原自西向东逐渐传入的。

小麦可以磨成面粉，今天我们中国人用它来作面条、馒头、油条、饺子等有中国特色的食物，和西方人的面包差别较大。但汉朝以前，中国人并没有把小麦磨成面粉的习俗，而是把麦粒作成米饭煮着吃，所以口感较差，小麦的种植面积不大。西汉初年，把麦子磨成面食用的方式才由西域传入中原。这一时期中国开始流行西亚的石磨。在汉朝政府的推广下，小麦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并最终取代谷子，成为北方人的主食。汉语中“饼”这个词就是来自汉代西域的外来词。最初也译作“毕罗”，指所有用面粉制作的食物，包括馒头、面条等都称为“饼”。到了唐朝，“饼”才只表示圆形薄饼。后来引申为所有汉语中表示饼形物体的词汇。

（2）高粱

中国在至少4000年前就已经种植高粱，中国人把高粱籽煮成米饭来食用。我国境内没有发现高粱的野生祖本。在我国华南地区发现的光高粱和拟高粱虽然与高粱的亲缘较近，但肯定不是高粱的祖先。中国高粱的祖本在非洲。农学家收集到的野生种高粱都原产于自非洲。世界各地的栽培种高粱都是从非洲传出来的。中国高粱也是一种源自非洲的作物，原产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7000年前传入埃及，后来到达印度，然后经缅甸由茶马古道传入中国。成为中国古代的“五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