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诸葛亮军事——他的形势那么严峻
司马懿老谋深算，诸葛亮天下奇才，哪一个更高明？
司马懿出身于世代儒家，参与建立魏国的政制，在世事危难之际能有所救助，清理朝纲，文才武略，实有可称道的一面。然而这人好玩弄阴谋，做事不讲仁义，猜疑妒忌，诡计多端。譬如他为让曹魏自取灭亡，故意装病，河南尹李胜离京赴任前去看他，他故意说胡话，装得命在旦夕，使曹爽放松了警惕；他把何宴等人下狱后，任由狱吏审讯拷打，最后连诛三族。象这类伤天害理昧良心的事，诸葛亮是做不出来的。用这种虚情假义对待一切事物，倘若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到中原地带去会战，以他的奸谋来对孔明的统帅有方，战争结果就不好说了。
汉朝灭亡，天下三分，这二人同时生活在风云际会的时代，投靠了一方之主。诸葛亮从蜀汉开始活动，地盘只有一个州，与大国相比，只占九分之一，指挥着数万军队，长驰于祁山一带，意气风发，大有饮马长江的壮志。司马懿拥有天下十倍之地，仗着手握重兵军权，城垒坚固，部队精锐，制定的战术是自保。刘备不听诸葛亮的劝告，尽全国之力伐吴，结果被火烧连营，把本钱赔掉一半。刘备的致命错误决定，他撒手西去一了百了，沉重的负担交给了诸葛亮，直到武侯去世，也未能挽回损失。我们尚且能看出北伐无功而返，那么诸葛亮自己必然也是心知肚明。他之所以六出祁山，九伐中原，以攻为守，是为了在情感上报答刘备，也是为自己尽责，（或多或少也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留下了可能中国最早的官员财产公布（“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粟，以负陛下”），而且是宰相级别的高官（虽有分谤的成分），家无余财。
司马懿和诸葛亮统军各有优劣，就出兵点和国家实力来看，诸葛亮在起点就落后了太多，是绑着一只脚和司马懿赛跑的。诸葛亮在军事上的作为并不突出，虽跟天时地利不无关系，但更多的是在于人谋。
复习了一下商鞅变法，发现商鞅的话真的是字字珠玑：”有高人之行，必见非于世；有独见之虑，必见敖于民。”比常人高的行为能力就一定会遭致世人的非议，能有独到的见解和谋虑一定会被普通人认为你是多余的。因此人们往往宁可相信平庸且与自己亲近的人，而不愿听高明却与自己不熟的论谈；毁坏金石一样的策略，转而采取维稳而无功的计划；承袭当世普通人所遵守的规范，而丢弃明智而反常规的行为。但是，人与人的分水岭，也恰恰是从这里开始。你懂的：）
三/一，善治天下者慎用兵
兵者凶器也。善于治理天下的人，经常贮藏天下用不完的财富以应对不虞之需，因而“国有余威，民有余情，府有余财，兵有余力。叛者有余畏，顺者有余安”；不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有一点事就要惊动天下，拿出国家全部力量，去争取一个偏隅的胜负，就算取胜了，但倾天下之力仅仅收复一小片地方，非武；使天下疲惫不堪动摇了国家的根基，民怨沸腾憎恨官僚，非情；百姓拿舞刀弄枪当儿戏，非安。如此非武，非情，非安之策，为政者需慎之又慎。
汉顺帝时期，今越南北部一带发生叛乱，而朝廷大臣都想发动荆州，扬州，兖州，豫州四万人的军队前去讨伐，看来朝廷上这帮人都是无能之辈。如果没有李固的远见卓识，任命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趾太守，两人皆不带兵只身前去抚慰，诱导背叛者投降，汉朝的天下就会变的很危险。
诸葛亮治蜀时期，南蛮叛乱。等到益州、永昌、柯、越四郡都被平定了，诸葛亮仍然任用当地原来的首领为四郡的地方官吏。有人劝诸葛亮不要这样做，诸葛亮说：“如果留外地人为官，则要留驻军队，留驻军队，则粮草供应困难，这是第一个难题；这些夷族刚受过战争之苦，父兄多有死伤，怨气未消，任用外地人而不留驻军队，定有祸患，这是第二个难题；这些夷族叛乱分子屡次三番杀死和废掉官吏，自知有罪，与我们隔阂很深，若留下外地人为官，终究难以被他们信任，这是第三个难题。我现在是要不留军队，不转运粮食，使法令、政纪大体得以贯彻，让夷族和汉人大何安定下来。”于是诸葛亮网罗孟获等当地的著名人物，任命为地方官使，让他们贡献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供给军队和朝廷使用。从此之后，在诸葛亮的有生之年，这一地区的夷族再也没有反叛。“七擒孟获”的故事原型就来自于此，诸葛亮安定后方，不得不说的确有一套。
诸葛亮这么做，南蛮之人就会认为，我们对于蜀汉就像是疥癣之疾，根本算不上一回事，而蜀汉对我们如此宽仁。如果我们依然坚持对抗不归顺朝廷，我们这些南蛮对于蜀汉又算什么呢？蜀汉自然安定，也从容使那些只知道穷兵黩武的背叛者投降。天子有如此赫赫威德，不仅使得远叛归附，即使是国内的权奸之人，也不敢萌生背叛之心。所以说，九真，交趾俯首称臣，南蛮归化蜀国，皆领军者之功。诸葛亮善政，蜀国也因此安然无恙，这是值得赞扬的。
然而，唐玄宗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开始于朝廷军队在云南吃了败仗；当北宋倾天下之力与西夏争胜负的时候，金国的建立者女真人已经清楚的看到了宋朝的荏弱。一位好的官吏就能制止的叛乱，惊动天下之力却不一定就能把事情做好。杀鸡非要用牛刀，这样的朝廷是自己给自己招祸。朝廷无人有良谋，而贪功者又阻挠良谋；国家没有强大的力量，国家命运也难以维持持久。故而，善治天下者慎用兵，善治国者慎决策。
三/二，恃险不足以兴霸
从前魏武候渡西河时对吴起说：“山河险要坚固，这是魏国的宝贝啊！”吴起回答说：“从前三苗氏左有洞庭湖，右有彭蠡湖，却不修仁义道德，因而被禹灭掉。夏桀左有黄河、济水，右有太华山，伊阙在它的南面，羊肠在它的北面，但不行仁政，因而被商汤放逐。因此说，在政德，不在山河险要。”
袁绍曾声称的“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众，南向以争天下”，早在起兵征讨董卓的时候，他的志向已经确定，所以董卓被杀，长安大乱，中原沸沸扬扬，他却泰然自若，驻军冀州，对天下的大乱漠不关心。袁绍的灭亡，也是由此决定的。
想争天下成就大事的人，没什么比有依赖性更令人担心的了。如果有可以依赖的东西，自己会依赖他，谋臣武将会依赖他，士兵也会依赖他。他们所依赖的无非就是险要之地，而一旦离开了，他们就会因为丧失所依赖的东西而陷入困顿，《周易》说：“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又说：“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险”。山区的人，从山中出来后在平原上就显得无所适从；水乡的人，离开河湖在陆地上就显得无所适从。丧失他所依赖的东西而到他不熟悉的地方，就像是鸟没了翅膀，鱼没了尾巴。这就是蜀国直到亡国也没能越过陇右，吴国到了亡国也没能跨过长江的重要原因之一。
曹操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驭之，无所不可”。在山用山，在水用水，自己本来就没有特别需要依赖的，那么任何一种有用的东西都可以成为自己依仗的力量，所以无所依赖便是一切皆可依赖，这是争天下的好办法。
然而，诸葛亮劝刘备占据天府之国的益州，也是想要依赖险要，因而可以生存下去。这是为什么呢？刘备当时的处境十分艰难，中国北方基本被曹操占领，而荆州，扬州因孙坚，孙策，孙权父子的长期占有而十分稳定，如果舍弃益州，刘备便无家可归，并非只因为剑阁的险要，土地的肥沃，补给的充足而专门去依赖这些。西晋末年，成汉政权的创立者李特看到剑阁的险要，感叹道：“刘禅有此而不知自存”。再到后来，王建的前蜀，孟知祥的后蜀，皆占据蜀地而称孤道寡。如果不是因为天下大乱，无暇西顾，仅凭益州险要的地势，能保证这些小王朝延续两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