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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多尔衮进京(8)

★★ 泽及穷民

招揽明臣，使整个国家机器迅速正常运转起来，但多尔衮知道，要想长治久安，天下太平，还必须”泽及穷民”，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他曾说过：“民为国家之根本，凡是可以计安民生的事，没有不与大小诸臣尽力去做的。”如果翻译成白话文，即“必须以人为本，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看！多么具有现代意识！

进入北京后，多尔衮认为统一中原只是时间问题，大清国即将由一个地方政权成为全国性政权，汉族百姓也是我大清的臣民，处理他们的事情，其实是在“料理家事”。

因此，多尔衮先后向礼部、户部发出指令：查找京城内的特困家庭包括沿街乞讨人员，政府发放救济；穷困潦倒、谋生无计之人可以直接向户部提出申请，要求补助。

但是京城内穷苦无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大顺军坐享京城一个月，把这里的粮草几乎全吃光了，剩余的一点粮食都是官府粮仓里的“积年陈腐之米”，糠土参半，吃下去就腹痛难受。一时米价飞涨，“公私积储荡然无存，粮草俱乏，人马饥绥”。

在这紧要关头，多尔衮的八旗军没有像大顺军那样，威逼官绅，四处抢劫，而是将辽东多年积存的百余万石粮食源源不断的运到北京，并向友好邻邦朝鲜借米万石。

解决了北京百姓的吃饭问题，多尔衮还不满足，七月十七日，他接受范文程的建议，又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那就是废除明末“三饷”：

“自顺治元年（1644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等，尽行豁免。”

老百姓又是一阵欣喜若狂，拍手称快。

有人说：明亡于流贼。

有人说：明亡于党争。

也有人说：明亡于三饷。

对于这些结论，不想做什么终极评判，因为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的。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三饷加派，无异于饮鸩止渴，是明末最大的弊政。

崇祯三年（1630年），辽东局势吃紧，为了对付迅速崛起的满清政权，明朝不断增加军费开支，在正常农业税基础上，每亩农田加征一分二厘银子，全国每年共加征白银一千零二十九万两，这就是所谓“辽饷”。

因连年旱灾而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陕北农民，再也无法承受加在背上的这最后一根稻草，首先被逼上梁山，揭竿而起。辽东八旗军的攻势不仅没有得到遏制，而造反的浪潮很快席卷整个北方。

崇祯十年（1637年），为了剿灭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兵部尚书杨嗣昌奏请增兵十二万，加征“剿饷”，原希望只临时加派一年，不料“剿饷”用完了，民变却没能扑灭，只好继续加派。

这一项加派又使每年增加租税银三百四十万两，走投无路的贫民纷纷加入农民军，造反的农民越“剿”越多。

崇祯十二年（1639年），既要镇压前仆后继的农民大起义，又要抵挡咄咄逼人的辽东八旗兵，内阁大学士杨嗣昌借口训练士兵，增强明军战斗力，提议每亩农田再增“练饷”银一分，共加征白银七百三十万两。

辽饷、剿饷、练饷这“三饷”加派，每年达到了二千一百万两左右，超过正常租税的几倍。再加上各级官吏借机搭车，巧立名目，层层加码，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骨髓都被榨尽了，再也没有一丝活路。

史书记载：极目四望，田地荒凉，荆棘塞路，门内蓬蒿丈余，狼狐之类白昼纵横，人立而嚎，贫民拾瓜蒌以充饥，鹄面鸠形，惨目骇心……

对于明末三饷加派给老百姓造成的痛苦，大学士范文程了解的非常清楚。

当确定清朝的征税标准时，很多人主张按崇祯年间的数额征收，范学士力排众议，坚持采用万历年间征税的标准，废除崇祯年间的所有加派，他说：

“以万历年间征税数额为标准，犹恐老百姓承担不了，怎么能够再增多呢？“（即此为额，犹恐病民，岂可更求乎？）

摄政王多尔衮十分赞同范学士的意见。七月十七日，正式发布《大清摄政王安民令旨》，向全国人民宣布取消明末加派：

“予闻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养民之道，必省刑罚，薄赋税。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等等，尽行蠲免。各级官员须深入基层，亲自问民间疾苦，如有官吏顶风违纪，混征暗派，假公济私，坑民肥己，一旦查实，必杀无赦。”

此令一出，万民欢呼。人们都把多尔衮当成了传说中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这项政策的实施，对稳固清朝的统治起到巨大的作用。即使仅仅颁发这道法令（并不执行），也足以使深受明末弊政之害的穷苦百姓们心情亢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