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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多尔衮进京(6)

★★吏来归，复其位

多尔衮简直有些感激李自成。

如果不是大顺军在京城肆意胡为，大清朝怎能如此轻易赢得民心；如果不是你们逼死了崇祯帝，我们又怎能想出如此冠冕堂皇的出兵理由——为明帝报仇!

北京，我们是从流贼手中夺来的，不是取自明朝。

明朝，包括北直隶、南直隶共有十五个省，上亿的人口，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那是真正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而大清国满打满算也就几十万人口，几十万平方公里土地。要统治一个人数远远超过自己民族的以汉族为主的国家，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但多尔衮似乎并没有为此感到头疼或惶惑。

因为他经过深思熟虑，已经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以汉治汉”。

有位归降的汉族官员上书：“招揽明臣，争取民心，此兴国第一急务也。”这话正中多尔衮下怀。

很快，摄政王多尔衮抛出了进京后的施政纲领：“从古以来安定天下，首要的工作就是网罗贤才，泽及穷民。”

多尔衮的施政纲领包括两方面内容：网罗贤才和泽及穷民。此后，多尔衮在北京实行的一切政策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内容制定的。

网罗贤才，就是争取明朝官员和士绅的合作；泽及穷民，就是减轻百姓负担，赢得百姓拥戴。一句话，扩大统治基础。

进城第二天，多尔衮下令：各衙门官员按原职务照常上班，将姓名官衔速速上报；朱姓皇族前来归顺的，保留爵位，继续享受荣华富贵。

那位迎降有功的锦衣卫官员骆养性当即被提拔成天津总督，带头祭奠先帝的曹溶大人被任命为河南道御史。

多尔衮用行动，真正兑现了进京前向大明臣民许下的“吏来归，复其位”的诺言。人们感觉，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很快，十几位明朝旧臣探头探脑前来报到。多尔衮立刻接见他们，并操着不熟练的汉语怪声怪调的说：“大家不要害怕，本摄政王不会杀害你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放心照旧供职吧。”

过了几天，多尔衮又颁布谕旨：内阁、六部、都察院等各个衙门的官员，都以原官职同满族官员一同办公。明朝的大臣，不管是东林党，还是魏忠贤阉党，不论是一直忠于明朝，还是投降过流贼，只要归降我大清，就官复原职，或加官晋级。

前不久曾在涿州城狙击过李自成败军的明朝官僚冯铨，因投靠九千岁魏忠贤，爬到了内阁大学士的高位，崇祯帝上台后将其削职为民。

他认为自己再无出头之日了。可多尔衮一听说他是个有才能的人，竟亲自写信征聘他。冯铨大喜过望，闻命即至，被委任为内院大学士，排名竟在范文程之前。

冯铨心不自安，请求摄政王将他的位次后移。多尔衮笑着说：“国家尊贤敬才，先生何必谦让！”冯大人受宠若惊，下决心踏踏实实为大清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还有一位地方官员刘达，在明朝担任临汾知县，投降李自成后任巡按河南直指使。吏部向多尔衮请示：对刘达是按明朝官阶还是按顺朝官级“复其位”？多尔衮毫不犹豫的批示：就高不就低。结果刘达被按大顺朝所授较高的官职前去上任。

多尔衮求贤若渴的开明用人政策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向大清朝投递官职姓名的明朝旧臣鱼贯而至，络绎不绝。

大才子龚鼎孽也听到了多尔衮的招贤令。他二话没说，牵起爱妾顾媚的手就大着胆子跑了出来，欣然接受清朝的新官职。

这些受到重用的明臣借此机会又推荐亲朋故友、门生宾客，如同滚雪球一般，摄政王多尔衮获得的有用之才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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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多尔衮进京(7)

对多尔衮这种大包大揽、普遍招抚的用人政策，有人不理解。大清朝的顺天府巡按柳寅东就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

“我朝任用汉官，凡前朝除名的赃官和流贼的伪官，一概录用，虽说宽大为怀，但好坏不分，鱼龙混杂，势必造成不良影响，应该慎加选择，甄别贤愚。”

从澄清吏治的角度看，柳寅东的建议很有道理。但多尔衮却断然拒绝，他的观点是：“国家刚刚奠基，千头万绪，百废待兴，急需用人。凡归顺官员，一经任用，就不必苛求。”

拒绝了柳寅东的意见，并不代表摄政王忽视吏治建设，放纵官员贪赃枉法。对于贪污受贿，他其实也是深恶痛绝。

多尔衮刚出任辅政王主持国政时，婉言谢绝了朝鲜国王的私人馈赠。他对另一位辅政王济尔哈朗说：

“当年我出征朝鲜，攻陷江华岛，约束军兵，严禁杀戮，保全了朝鲜国王的妻妾子女。朝鲜国王感激不尽，常常派人进献厚礼。现在我俩辅政国事，谊无私交，不应该接受这样的馈赠。不仅如此，今后凡有外国赠送礼物，各位亲王、郡王、贝勒都不能接受！”

多尔衮的提议得到了满清诸王、贝勒、大臣的赞成，从此不接受外国馈赠成为大清国的一项严肃的纪律。

多尔衮就是这样一个人——讲求原则，注意自律，并能从个人自律中引申成法令制度。他的为官品性，无疑比很多明朝官僚高出许多。

多尔衮清楚，明朝的败坏，就是由于各级官吏的贪渎成风、尸位素餐造成的。

有人说，把晚明的官员不论职务高低排成长队，一个不剩的全部杀掉，也许会误伤一些清官；但如果隔一个杀一个，则肯定会漏网太多的贪官。

面对官员的集体贪腐，杀还是不杀？确实是个棘手的问题。但这难不倒聪明的摄政王，他想出了一个非常高明的办法。简单说，就是划定了一条时间线——凡五月初二日大清军进京以前发生的事情，一律不再追究；但从五月初二日开始，如果怙恶不悛，仍旧贪污受贿，则国法不容，立即砍头示众。

反腐倡廉，历来都是阻力强劲，困难重重，设定一个时间表，对以前的罪责，暂不追究，让人人都有弃旧图新、改邪归正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弱反腐的阻力；如果不改前非，继续作恶，再重拳出击，雷厉风行，新帐旧账一起算，绝不手软。

同时，保护好言官（现在叫记者、二奶甚至小偷等）行使职责的权利，让他们勇于揭发披露，并放手发动群众监督，让大小贪官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难有存身之地。

在一个腐败成风、无官不贪、积重难返的社会里，多尔衮的举措虽然无奈却无疑是明智的。 我思忖半天，只想用两个字来评价——务实。

多尔衮早就了解明朝的官吏。当初在关外，看到明朝上上下下追名逐利，互相欺瞒，贿赂公行，觉得又可笑又可恨。跟李自成一样，他对明朝官吏也无好感。

但感情不能代替理智，如今大清朝入主中原，这些人不出来重操旧业，国家机器就难以正常运转。他们虽然品性有差，但不可否认，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在他们手里掌握着治国的经验。

多尔衮多次公开宣称：“我大清臣子，不纳贿，不徇私，不修怨，违者必置重典。”这是他向明朝旧臣发出的严重警告和劝诫。

刚投降清朝的大文人龚鼎孽并不了解摄政王的心思，还上书为贪官辩护：“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开国之初，应该对大臣宽大为怀，如果因一点贪污受贿的小事，就将绳捆索绑，投入囚牢，土头灰脸，颜面扫地，谁还愿意努力为政府工作。”

多尔衮斩钉截铁的回答他：“贪官必诛，何必论赃多少！只要竭尽全力认真工作，朝廷自会优待尊崇。”

“贪官必诛，何必论赃多少！”这充分显示出多尔衮反贪治腐的决心和勇气。正是由于多尔衮这种决不妥协的态度，才造就了清朝前期比较清明的吏治，才涌现出像“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这样的模范官员。

治国安邦，人才为本。事实证明，多尔衮的用人政策是相当成功的。

比较大明、大顺、大清三朝对待人才的态度，我们能看到其领袖人物的政治水平及治国能力的高下。

明朝的崇祯帝对待人才，是猜疑。

他不相信属下的忠诚和能力，熊廷弼、袁崇焕、陈新甲等一批能臣均不得善终，结果闹得各级官员人人自危，明哲保身，逐渐变成了一群怯懦无能、毫无廉耻的废物。

崇祯帝还经常哀叹：我大明朝是有君无臣。

大顺朝李自成等人对待人才，是摧残。

他们只相信暴力和铁拳，不明白“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怀着满腔的阶级仇恨，视明臣贱如草芥，轻如鸿毛，把很多明朝的官员都逼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

李自成身边缺乏真正有见识的人才，他手下只有一群打打杀杀的莽汉。

而大清朝的多尔衮，则是求贤若渴。

他需要明臣，知道治国安邦离不开他们。因此大包大揽，兼容并蓄，并且引导得法，管理有术，使明朝旧臣在新政权旗帜下有了用武之地，从而扩大了清朝统治的社会基础，使其很快在关内站稳脚跟。

多尔衮，不仅是一代军事奇才，更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