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够逃吧，但房门已经上锁，村舍虽然简陋，房门却外控盗贼，内保机密，倒是真材实料的木材，冒然暴力破解不是不可为，只是难兔弄出声响，要是把守卫们从太虚幻境之地召回来就不好了。

看了一会，李密把目光盯在了墙角，嘴角里蹦出两个字：挖墙。

挖人墙角，君子不齿，这伙亡命之徒早已经忘记一切，齐心协力之下，又或者农舍的墙本是豆腐渣做的，不一会就挖出足够人通行的大洞。

狱友钻墙而去，李密爬出来，大口的呼吸着新鲜而自由的空气，仿佛又重生了一回，正要迈开大步，突然想起什么，又回过头，低下身子，把头伸进墙洞，小声向里面招呼：

“快走啊！”

里面还有一人对狱友们的胜利大逃亡不为所动，端然危坐，大有把牢底坐穿的意思。

这位兄弟是韦福嗣，诸位或许还记得，此人是以前被杨玄感收降的内史舍人，李密曾经建议杨玄感除掉此人。

在杨玄感西进长安时，韦福嗣终于暴露了意志不坚定的本性，半路开了溜，逃回了东都，但显然，投降是没用的，参加杨玄感队伍的事情被揭发后，他有幸加入到这一支北上送死大队。

这证明李密为人实在不错，虽然他曾经劝杨玄感杀掉韦福嗣，但在韦福嗣也成为囚犯之后，他却逃跑不忘兄弟。

韦福嗣没有动。在他的意识里，他跟李密们是有区别的。

“你们走吧，我没有罪，天子见到我也不过责备我一下而已。”

李密盯着韦福嗣，在那张的脸上，他已经看到了死亡，本想开口说点什么，但他最终发现，人要寻死，拦是拦不住的。

李密转身离开，消失在夜色中。

顺便说一下，韦福嗣来到高阳之后，被乱箭射死，与他一同送命的，还有杨玄感之弟杨积善。

宽恕，从来都不是杨广的性格。这一点，韦福嗣不懂，杨玄感不懂，李密大概是懂的。

25。

李密又踏上了逃亡的道路，事实证明，他实在愧对单名一个密字。

李密又被抓了。

想来，李密已经成了隋朝头号通缉犯，各地都有李密的图名，加之整容术在隋朝尚没有发扬光大，隋朝跟高句丽还是敌对关系。这才导致李密无所遁形。

这一次，李密享受单独押送的待遇，没有狱友可以帮忙，自然也没有金钱可以收买押送。

据记载，押送人员要将李密送到他的老上司宇文述那里，宇文述是不会跟李密讲交情的，等侍他的只有项上一刀。

走到路上，李密突然报告腿上有伤。我们都知道，这是在玩花样，但李密的运气实在很好，押送他的两位公人竟然接受了这个说法。

事实上，这两位公人确实不错，他们没有为难李密，既没有给李密泡烫水脚，也没有请他穿新麻鞋，更没有把李密骗到野猪林，一棍结果了。一路上，两位公人充分照顾李密的脚伤，将李密的枷锁取了下来，一天只走二十里，照这个速度，要送到宇文述那里，只怕宇文述都没命来斩李密，交待一下，此时，是大业十一年正月（615），宇文述病死在第二年。

实心眼的公人碰到缺心眼的李密，注定是要吃亏的。

行到一个水涧，李密跛着脚沿着岸边前进，突然一蹶足，以一个漂亮的猛虎扑食式摔进了水里。

水花溅开，一会，水又归复平静，只见李密直挺挺躺在水里，一动不动。

就算中国移动我也不动。

这把两位老实的公人吓坏了，要把李密淹死了算谁的，于是，两位纷纷跑到岸边，伸出长枪，捅一捅水里的李密。

猛然间，李密跳将起来，顺势抓住了枪头，拼命一拉，就这样，两位公人不幸就被缴了械。

李密回枪，刺向了两位公人。

出手那一刻，李密有些犹豫，对方并没有为难自己，自己何苦取人性命？但这个念头一闪而过。

自己要活命，就要逃跑，现在不杀他们，他们也因走失囚犯之罪而死，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必因我而死。如此，不如亲手杀了他们，也好让他们混个烈士，家里领点抚恤金。

李密狠下心来，连施二枪，捅倒两位，然后爬上岸，复又逃得无影无踪。

这说明，李密绝不一个心软的人，他有向所有人挥刃的勇气，有舍弃一切的残酷，这样的人往往是历史笔诛墨伐的对象，但诸位，很遗憾，历史从来不是道德家的修罗场。曹操，德川家康们的经历已经诠解这一切。

李密，接着逃亡吧，遁入丛林中，隐身在夜色里，只是天下之大，那里才是你的容身之所？

很快，李密也想明白了，世界之大，已经没有他的立足之地，如果说一定要有，那只有找反政府武装了。

这样的反政府武装并不难找，在村头随便找个人问问，都能打听出一大堆。

26。

隋未的造反形势之简报

此时的天下，反抗的火焰已成燎原之势。演义中常说十八家反王，三十六路草寇，七十二路烟尘。还应该还是往稳定大局以免造成社会恐慌上说。据后来的史学家统计，隋朝末年的各地义军共有一百八十六起，这些义军各据一方，少则数万，多的十余万，各有名号，如知世郎、阿舅贼、东海公、摸羊公、乞见敌、嫌头方、彻眷顽、不惜死、黑社、白社、青社、胡社、忽云贼、忽律贼等等，充分体现了起义军跟隋朝死磕到底的大无畏精神。

造反不是请客吃饭，是随时会掉脑袋的，被官军缉捕会战死，被俘虏了会送到菜市口斩头示众，跟别的山头火并会死，攻不下城池，抢不到粮仓还有可能会饿死，但到了某个历史时期，依旧有无数人冒着生命的危险投入到起义的大军中。

深究其原因，估计能写出一长篇大论，但中国人素来有智慧，重简洁，一句话使可以解释其原因：官逼民反。

当家里最后一粒米被抢走，最后一位壮丁被拉走，眼前是无尽的徭役，再也无法看到生存的希望时，造反就成了最后的选择。

是为，官逼民反。

具体到隋末，我们需要介绍三位皇帝。

公元前2世纪，中国历史上有一对父子先后登上皇位，两位皇帝在位的三十九年期间，没有修大型标志性建筑（宫殿），不搞大型庆典（比如泰山封禅），不致力于扩大国家财政收入，也不开疆拓土。对待外敌入侵，坚持只防守不主动进攻的政策，就连视察地方这样的工作也不常干（（比如北巡下江南什么的）。按某种标准来说，可谓占着帝位不干事。

第三位皇帝显然要努力得多，登基才三个月，就开工了一项伟大的工程：大运河之通济渠段。

第二年，皇帝陛下开始修建东都洛阳，与时同时，又上马了显仁宫项目以及邗沟整修工程，并大力发展造船业，营造大小各类船只数万艘。在边境对契丹用兵，取得大胜。

第三年，在保障各项工程顺利进展的情况下，在东都长安举办了大型文艺杂技音乐博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