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最宝贵的财富，不管它是血腥的还是耻辱的都应真实地留给后人。这是先人对后人最起码的尊重，后人也能从真实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重复相同的错误。正是由于先人们有太强烈的主观意识，他们的“作为”剥夺了后人的知情权。
圣人的“作为”会产生不良后果，那么其他的人呢？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中国人善于运用辩证法，我们都知道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对于一个人是好的，但对另一个人可能就是坏的。圣和智也是一样，统治者认为的圣和智都是带有主观意识的，这种圣、智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是有害的。
道家思想中有大量的内容是关于修身的，其中有许多具体方法，它们都是以“清静无为”为根本。
通过道家的修炼，一个人面对美色可以做到视之不见，耳听美音而听之不闻，对于令人兴奋、刺激的事情也可做到搏之不得。到这时，人的道德修养将会发生质的变化。情、欲对人的影响已被消除，“小我”消失了，个人的心将变成国家心、人民心，从而达到“无为”的境界。
圣人消除了所有的私心，“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持，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道德经》）虽然没有了私欲、私为，但圣人的无为反而成就了他的大作为。
“故奴婢贤者，得为善人；善人好学，得成贤人；贤人好学不止，次圣人；圣人学不止，知天道门户，入道不止，成不死之事，更仙；仙不止，入真；成真不止，入神；神不止，乃与皇天同形，故上神人舍于北极紫宫中也，与天上帝同象也，名天心神；神而不止，乃复逾天而上，但承委气，有音声教化而无形，上属天上，忧天上事。神人已下，共忧天地间六合内，共调和，无使病苦也。”（《太平经?六十二》）
愚民乎
老子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于愚之。”有人以此话为据，便认为老子主张施行愚民政策，这种观点是否正确？
《道德经》里治国的主体思想就是要消除自私的本性，以达到“无为”。这样做的结果可以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形容。在这种总体思想下，怎么还会出现与之矛盾的愚民、奴役百姓的想法？如果《道德经》的内容前后矛盾、缺乏逻辑的话，那它怎会成为经典而流传两千多年？
实际上，在老子上面的话里，明，是谓多见巧诈；愚，是谓多见淳朴。非以明民，是说不是使人民多见巧诈；将以愚之，是说使人民多见淳朴。
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是因为，天下太平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乐，天下大治在民趋于正。国家之所以混乱，人民之所以难以管理，就在于“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是因为百姓的淳朴天性被世间奸邪之智所败坏的缘故。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故此，庄子谓：“大德不同，而性命烂漫矣！天下好智，而百姓求竭。汝徒处无为，而物自化。浑浑沌沌，终身不离。若彼知之，乃是离之。无问其名，无窥其情，物固自生。”这样，就可以使天下人物，悄悄地包含于化育之中。
然而，历史上的君王大多实行“人治”。所谓“人治”，就是指由统治者垄断国家权力，搞专制统治，以一己之心来管理国家。“人治”是符合人类自私本性需要的。通过“人治”就可享受权力带来的优越性，使个人的欲望得到更多的满足。对于不进行道德修炼的人来说，“人治”的诱惑是无法抗拒的。
“人治”后，管理者就会高高在上而更多地凭主观意志来做事。这样的管理者都会觉得自己很圣明，他们希望人民也称赞他们的圣明，从而会更多地展示他们的“智慧”。但实际上错误的管理和政策就会更多地出现，以权谋私的人员就会得势、管理者的耳目就会被蒙蔽，最后形成国家“治理”人民的局面。上以智治国，则下亦以智应，上以智术诱动了民之邪心，既动又复以巧术治民伪诈，民也用智巧其术防避，相互斗巧，上下相贼，奸伪将会日益滋甚。所以老子又说：“以智治国，国之贼。”
故而，古时候善于以道治国者，往往施行的是大而化之的政策，就是不让人民多见奸巧诈伪，以免让其破坏了人民本性之淳朴。所谓愚之，并非欺骗，乃是弃智守真、正己正人，隐恶扬善为天下浑其心之意，是用“道”导民，使保持其质朴而不趋向诈伪。《淮南子》曰：“在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镇抚而有之，毋迁其德。是故仁义不布而万物蕃殖，赏罚不施而天下宾服。其道可以大美兴，而难以算计举也。是故日计之不足，而岁计之有余。夫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
《淮南子》曰：“夫牧民者，犹畜禽兽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系绊其足，以禁其动，而欲修生寿终，岂可得乎！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乐，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盗，岂若能使无有盗心哉！故以汤止沸，沸乃不止；诚知其本，则去火而已矣。”西方哲人哈伯德也曾说过：“据说教堂可以拯救罪人，科学则是探索不再产生罪人的道路。”而老子这种“愚民”哲学思想的本意，是要造就一个民心淳朴、人民都自觉、自愿地遵守道德规范、犯罪心念都不会产生的社会。当然，所有的一切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态度和作为了。
战争
综述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战争是最重大的事情，它关系到人民的生死、国家的利益和存亡。在道家思想中，关于战争的理论占有很大部分。
对于战争的态度，道家思想是非战和重视的统一体。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道德经》）《文子》曾数次提到《老子》“兵者，不祥之器也”这个命题，论定战争是凶器，是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乱，逆之至也”。（《文子?下德》）“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宝也。”（《文子?徽明》）《经法》也持同样的观点，将穷兵黩武看做是三大祸患之一，“三凶：一曰好凶器，二曰行逆德，三曰纵心欲。”（《经法?七论》）指出“大杀服民，僇降人，刑无罪，过（祸）皆反自及也”，一定会自取灾祸，自挖坟墓。至于《鹖冠子》，在反对恃强好战、穷兵黩武这一点上，亦丝毫不曾含糊，并认为将战争的胜负和国家实力的强弱简单地加以等同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合实际的，地大者国富，民众者兵强，兵强者先得意于天下。今以所见所不见，盖殆不然。”（《鹖冠子?近迭》）严肃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强大者必胜，小弱者必灭”的形而上学观点，其非战的倾向性实乃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