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是“至道在微，变化无穷”的学问，为医者必须才高识妙。“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广泛涉猎群书，精研医术，才能真正领悟医道。《黄帝内经》将“受师不卒，妄作杂术，谬言为道，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后遗身咎”列为医生的过失之一。一代大医孙思邈一生致力于医学事业，博览群书，到了老年仍是手不释卷，他在《大医精诚》中谆谆告诫习医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李时珍出身医学世家，自幼就勤学苦读医书，他忧心于历代本草谬误较多，立志编写新的本草，历时三十年的艰辛始著成《本草纲目》。医乃活人之术，医道不精则会延误病人的病情，无异于以医杀人
一个医德高尚的医生必定是一位淡泊名利之人。传统中医的传授，师傅对于徒弟的道德修养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孙思邈曰：“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医生只有做到淡泊名利，无为自然，才能在德和术两方面真正有所建树。
道家思想对自身生命以及所有生命都十分重视。这种高度重视生命的思想对医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救死扶伤是医生的神圣职责，医生必须重视人的生命，珍视人的生命。《黄帝内经》就明确提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重视人的生命是对医生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医生要做到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而这均源于对人的生命的重视。张仲景“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遂潜心医药，著成《伤寒杂病论》。孙思邈有感于人命有贵于千金，遂将自己的医学著作命名曰《千金方》。
熊春锦先生在其《道医学》一书中，对道医的本质进行了详细阐述，揭示了道医是和现代科学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一个人如果不进行道家的修炼，不能真正体会到人与宇宙的本质，那他是不可能领悟道医理论的内涵的。
熊春锦先生将中华医学从业者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系统掌握修身方法并进行系统性的自我生命再造工程实践，在此基础上跻身于医林者。这类人也可称为遵循道家思想并进行修炼者，他们被称为“神医”。第二类是掌握部分或单一的内功修炼方法，长期不辍地坚持内证，拥有较高的道德文化修养，同时在杏林中深研实践者，这类人可成为“名医”。第三类是按照标准的“理形科学”单一框架，并且采用西方科学的教学模式，经过系统理论学习而培养的“智能”型中医师，这一类人为数众多，被称为中医包装下的西医。
治国
总体思想
西汉初年，汉文帝、汉景帝以道家思想治国，朝廷推崇黄老治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使人民从秦朝苛政中得以休养生息，史称“文景之治”。
汉文帝十分节俭，几乎没有私欲。宫室内车骑衣服没有增添，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更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因此，国家的开支有所节制，贵族官僚不敢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文帝重视农业，曾多次下令劝课农桑，根据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人员，并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生产。
随着生产日渐得到恢复并且迅速发展，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景象。《汉书?食货志》称：“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同时汉王朝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是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盛世。文景之治也为后来汉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无为而治”是道家的基本思想，也是其修行的基本方法。作为一种政治原则，“无为”在春秋末期已经出现。儒家也讲“无为而治”，如《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朱熹认为：“圣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也。”实则表达了儒家的德治主张。使“无为而治”系统化而成为理论的是《老子》。他们认为统治者的一切有私欲的作为都会破坏自然秩序，扰乱天下，祸害百姓。要求统治者无私作为，效法自然，顺应百姓天性。“无为而治”的理论根据是“道”，现实依据是变“乱”为“治”，“无为而治”的主要内容是“为无为”和“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道化生的，而且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也遵循道的规律。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可见，道的最根本规律就是自然，即自然而然、本然。既然道以自然为本，那么对待事物就应该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让事物按照自身的必然性自由发展，使其处于符合道的自然状态，不对它横加干涉，不以有为去影响事物的自然进程。也只有这样，事物才能正常存在，健康发展。所以在道家看来，为人处事，修心炼性，都应以自然无为为本，避免有为妄作。老子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德经?二章》）“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有为，而有以为。”（《道德经?三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四十八章》）严君平亦谓：“有为之为有废无功；无为之为成遂无穷……览天地之变动，观万物之自然，以睹有为乱之首也，无为治之无也。”（《道德真经指归?卷八》）总之，根据道家的观点，在自然无为的状态下，事物就能按照自身的规律顺利发展，人身、社会亦是如此。如果人为干涉事物的发展进程，按照某种主观愿望去干预或改变事物的自然状态，其结果只会是揠苗助长，自取其败。因此，明智的人应该采取无为之道来养生治世，也只有如此，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当然，无为而治的“无为”，决不是一无所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一种“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无为而治的“无为”是不妄为，不随意而为，不违道而为。相反，对于那种符合道的事情，则必须以有为为之。但所为之为，都应是出自事物之自然，无为之为发自自然，顺乎自然，是自然而为，而不是人为而为。所以这种为不仅不会破坏事物的自然进程和自然秩序，反而有利于事物的自然发展和成长。
黄老道家的另一部巨著《管子》更是对无为而治下的自化过程和动力机制进行了生动的阐述：“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
“故古者上君，以道服人，大得天心，其治若神而不愁者，以真道服人也。中君以德服人，下君以仁服人，乱君以文服人，凶败之君将以刑杀伤服人。是以古者上君，以道德仁治服人也，不以文刑杀伤服人也，所以然者，乃鄙用之也。上君子乃与天地相似，故天乃好生不伤也，故称君称父也；地以好养万物，故称良臣称母也；人者当用心仁，而爱育似于天地，故称仁也，此三者善也，故得共治万物，为其师长也。夫欺刑者，不可以治，日致凶矣，不能为帝王致太平也，故当断之也。”（《太平经?三十五分别贫富法》）
无为的真谛
“无为”具有深奥的内含，在对其的理解上，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但总的来说，“无为而治”是以宇宙之法——“道”为根基，以修炼人性为原则，国家统治者采取的一套修身、治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