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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稷此前被秦惠王送到燕国做人质,燕国是个离秦国相当遥远的国家,而且途中还要经过被其他国家占据的整个山西高原,道路是很难走的。象公子稷这样重要的人质想顺利回国,至少需要首先征得燕国和路经的赵国最高统治者的同意。而秦武王死的非常突兀,没人能事先预料到并且做好准备措施,所以,从楚系外戚知道秦武王去世的消息,再决定派人把公子稷接回国,一去一回,按理说是应该会消耗一段不短的时间。国不可一日无君,公子稷远在燕国做人质是楚系外戚很大的一个劣势,但他们居然克服了这一劣势,魏系外戚支持的公子壮近在咫尺,却没能抢先登上王位,近水楼台没有先得月,说明这场政治斗争从一开始,魏系外戚就被楚系外戚给压制住了。真正的权力大小不一定是由官衔高低和等级所决定,相比爆发户魏系外戚,楚系外戚在秦国的根基要深厚的多。魏系外戚想撼动楚系外戚的势力很难,而楚系外戚撼动魏系外戚的时候却比较容易。
秦昭王即位是前307年的事情,到了前305年,楚系外戚在秦国的统治越来越巩固,魏系外戚的地位越来越危险,他们只好孤注一掷,进行最后的拼死反击,公子壮和大臣、诸侯、公子造反,结果全部被魏冉诛灭,惠王后忧郁而死,武王后被送回了魏国。最终,楚系外戚取得彻底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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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壮的封号是季君,所以这场秦国的内部动乱在历史上被称为‘季君之乱’。‘季君之乱’是东方式的家族政治影响到秦国的第一次体现,是两个外戚家族为了国家最高权力而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看到魏系外戚的失败,我们不禁会想到,如果当初秦武王没有赶跑张仪,魏章会发生什么事?无疑,有这两个掌握庞大军政权力的人加入,魏系外戚的势力会大的多,鹿死谁手就不一定了,毕竟在没有张仪,魏章的情况下,魏系外戚也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才被打败。张仪和魏章是魏系外戚延伸到政府朝廷当中的臂膀,但是魏系外戚表面上的滔天声势,首先吓坏的是秦武王,他出手斩断了这两个臂膀,实际上是不知不觉地帮了楚系外戚一个大忙。而后来导致秦王大权旁落40年的魏冉,却被秦武王当作朋友对待,一点戒心都没有,可见秦武王在政治判断力上是有误差的。
秦武王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上破坏了秦惠王留下来的两个重要布局,同时也就犯了两个重大错误。在内政方面,他单方面打击秦惠王特意栽培起来的魏系外戚,破坏了权力平衡,实际上为另一外戚势力夺取秦国大权扫清了障碍;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推翻张仪制定的国际战略,拆散秦,韩,魏三国同盟,为齐国度过难关,东山再起,既而向秦国发起反扑创造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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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武王在位仅四年,就犯下了两个在秦国历史上有着极其深远,极其恶劣后果的错误,所以,我们很难把秦武王总结成一个英明睿智的领导者。他死后不久,秦国进入外戚长期执政的历史阶段,后来的秦王为了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力,不得不使出全身力气,还不一定成功。而齐国人也很快证明他们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在孟尝君的领导下,作为丹阳-濮水之战失败的回应,他们对秦国进行了卓有成效地反戈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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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07年-前294年:胡服骑射和孟尝君的反击)
这段历史时期开始于前307年秦武王去世,秦昭王即位,结束于前294年发生的田甲劫王事件,由于受到这一事件的拖累,孟尝君被迫离职,再也不能执掌齐国大权,再也不能决定齐国的国家政策。我把胡服骑射和孟尝君的反击这两件事并列,是因为这两件事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果把它们割裂开来,就不能够全面准确地了解当时的历史发展进程。
大家都知道,胡服骑射是赵武灵王发起的,是赵国为了增强国家实力而进行的重要变革。那么赵武灵王已经在位很久了,他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发起变革呢?简单的来说,因为这个时间段里,秦齐两强正在激烈争霸,它们都无法把注意力转移到赵国身上。当一个国家进行大的变法革新的时候,往往也是国内各阶层原本拥有的利益重新洗牌的时候,很容易造成内部矛盾激化的结果,所以需要比较安全和稳定的外部环境。在外部环境没有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坚持进行变革,一旦内部和外部的问题同时爆发,内外交困,有可能会超过国家的处理能力,使国家陷入极其危险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