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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有些人会产生一个新的疑问，为什么秦惠王要辛苦地从头开始培植一个新的外戚势力，而且全部是由外国人组成的势力，利用秦国王族自己固有的力量和楚系外戚对抗不是更方便，也更可靠吗？秦惠王这样做造成的结果有可能是楚系外戚被打倒后，魏系外戚又变的尾大不掉，这不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吗？

为了解答这个疑问，我们来考察一下战国时期的其他国家是怎么应对外戚问题的。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外戚势力最为鼎盛的朝代是汉朝，但是，外戚的起源其实是在战国后期，几个典型代表人物，包括秦国的宣太后，魏冉，华阳太后，齐国的君王后，后胜，楚国的李园等。秦，齐，楚三个国家都出现了明显的外戚掌权现象，但是由于各国的条件不同，齐，楚两国的外戚和秦国相比又有着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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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战国时期以后，齐国虽然保持着春秋时期的同样国号，实际上国家权力已经从姜氏家族转移到篡权的田氏家族手里。前任家族的失败教训和本族的成功经验对此后齐国的政策有深刻影响，和夺取晋国政权的韩，赵，魏三家一样，田氏家族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不能太重用异姓家族，以前的齐国重用田氏，晋国重用六卿，结果就是国家易主，社稷覆亡，最信任的，最可靠的人始终只能是本族本姓的人。所以，遍观战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韩国掌握大权的人很多都姓韩，赵国掌握大权的人很多都姓赵，齐国掌握大权的人很多都姓田，至于魏国，魏文侯之后同姓贵族的权力也复苏了。

不过，这一政策实行上百年后，到了齐湣王的时代，他开始对同姓贵族掌权的现象表示不满。孟尝君田文和他的父亲靖郭君田婴长期为相，权倾朝野几十年，搞得天下知有孟尝君，不知有齐王，他们的权势之大，声望之高，已经让齐湣王显得黯然失色，他对这个现象很不满。前294年，齐国发生“田甲劫王”事件，一个叫田甲的贵族预谋发动政变，劫持齐湣王，这件事牵连到孟尝君，孟尝君只好辞去相位，回到封地避难。田甲也是和齐王同姓的本家贵族，所以齐湣王从此之后再也不同意由于血缘关系，本族人会保持忠诚的传统观点，他开始提拔和重用各种来源的六国游说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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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齐湣王重用的六国游说之士中的代表人物是吕礼，韩珉，苏秦等人，他们都官至丞相。但是，齐湣王转变用人政策后仅仅过去10年，到前284年，齐国就遭遇五国伐齐，乐毅破齐的事件，差一点亡国。由于田单的神奇表现，齐国最终惊险地复国，新上台的齐襄王根据最近的历史教训又得出一个新结论，六国游说之士十年就把国家搞垮了，其中还发现苏秦这种外国派来的间谍，六国游说之士的能力和忠诚被证明都不可信，甚至比王族更不可信。既然王族和六国游说之士都不可信，那么，齐国还能信任和依靠谁呢？他把目光转向一个新生势力--外戚。在齐襄王的有意扶持下，他的王后君王后家族的权势越来越大，齐国外戚掌权的局面从此一直持续到被秦国灭亡为止。

现在我们再来看楚国外戚的起源过程。前262年，楚考烈王即位，以春申君黄歇为令尹，赐封地淮北十二县。春申君很快就权势鼎盛，而且做楚国令尹（相当于其他国家的丞相）做了20多年，为了防止春申君在政治上一家独大，威胁到自己，楚考烈王开始扶持另外一个势力--外戚来平衡春申君，考烈王选中的外戚是王后李氏和他的哥哥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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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241年，秦国占领陶卫之地，建立东郡，所谓‘陶卫之地’，就是以过去的宋国，卫国领土为中心的一块地方。这个地方离楚国的都城郢陈已经很近了，而且中间是一片平原地带，为了提高都城的安全程度，楚国把都城往南搬迁到淮河边上的寿春。春申君的封地淮北十二县（好大一块地方！）位于靠近楚国北部边境线的地区，早先春申君决定把封地设在这里是由于楚国的北部边境地区最为富裕，但现在他发现这个位置已经受到秦军的直接威胁。于是有一个门客给春申君出了个主意，春申君可以请示楚王，把他的封地改在江东，也就是现在说的江南地区，江东离秦军很远，非常安全，春申君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

考烈王同意了春申君的请求。这个门客的主意是好主意吗？很难说。因为春申君在他刚刚获得的封地上兴建了一个规模宏伟，豪华奢侈的宫室，有多宏伟和奢侈？一百年后的司马迁游历到达江东地区，参观了春申君的宫室，他还惊叹不已。可以想象，这样大规模的，花了很多钱的宫室，在修建的时候有不少事情需要春申君亲自到场，根据个人爱好来拍板决定，这么多的钱花出去，总得让花钱的人满意才行。修好以后，如果春申君不经常来住住那也是个太浪费的事情。问题在于，春申君原来的封地淮北十二县离都城郢陈很近，现在他在江东的封地安全是安全，但是离都城寿春的距离变的有些远了，而且中间还隔着长江天险和江淮之间的水网地带，道路不好走，春申君又开始把很多时间消耗在封地里，后果很严重，他在中央政府中的权力控制和影响逐渐削弱了。前238年，楚考烈王去世的关键时刻，春申君和以李园为首的外戚势力发生激烈的政治斗争，由于对方在都城内部的准备更为充分，本来看起来占优势的春申君失败，丢掉了他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