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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武王敢于在周都王城举鼎，公开做出大不敬的行为，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对他不满的国家，包括周国和其他六国在内能够让他付出代价。历史事件的发展经常出乎所有人意料，没人想到接下来秦武王居然很快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而且是他能付出的最大代价。鼎刚被举起不久，秦武王就两眼出血，小腿折断，伤势严重，当天晚上他就气绝身亡，年仅23岁。

对秦国来说，这绝对是一个不祥之兆。据史书记载，秦武王身高体壮，孔武有力，而九鼎象征着一统天下的权力。无须专门的占卜师或者预言家来分析，我们也可以推测，这件事预示着秦国可以凭借强大暴力极其短暂的统一天下，但是这个重担是它承受不起的，很快它就会被这个重担所压垮，连带着自己也会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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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举鼎猝死为止，秦武王在位一共只有四年，重要的对外战争也只有攻打韩国，占领宜阳一场战役。上述三个事件反映出的秦国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显然和他的作为关系不大，而是先前秦惠王，张仪时期战略计划的后续效果。

秦武王决心向韩国开战，主要目的是兵临洛阳，在周朝的都城耍威风。不过，有一点需要承认，对于扩大秦国的战略优势而言，这场战争的一个附带结果是有利的。从地理上看，韩国在黄河以南的地区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西部的山区，崤山，熊耳山，伏牛山，它们都是秦岭山脉的余脉，宜阳城坐落在这个地区。剩下的更大一部分，位于以都城新郑为中心的平原地带。韩国想阻挡秦国的进攻，在西部山区寻找险要地形筑垒防守无疑是个更有效的方法。所以，韩国集中兵力拼死防守宜阳城，秦军经过半年时间的艰苦作战才占领宜阳，而且在城内斩首六万。宜阳被占领之后，秦国就能够“车通三川，窥周室”，所谓三川地区，是指的黄河，洛水，伊河三条河形成的冲积平原，洛阳就在这个平原上。秦国势力到达这里，大致上已经抵达平原地带，往后直到韩国都城都没有重大障碍，秦国对韩国的战略威胁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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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四年时间里，秦武王作出的重要决策不多，除了取消张仪的战略计划，还有和韩国开战以外，另外只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秦武王即位后，巴蜀地区的土著居民发生叛乱，秦武王派遣甘茂和司马错镇压了这次叛乱，秦惠王留下的几个人才，右相樗里疾，左相甘茂，还有司马错，这三个人在秦武王时期仍然是国家重臣。但是另外两个人，张仪和魏章的待遇却完全不同，秦武王撤消了他们的官职，还把他们赶出秦国，赶回魏国。

特别需要加以关注的是第二件事，即张仪和魏章的下台。这件事对今后秦国历史的影响之巨大，可以和张仪的战略计划被停止执行相提并论，甚至可能更大。因为这标志着秦国的魏系外戚势力遭到严重打击，而魏系外戚势力被打击后，楚系外戚势力乘机崛起，开始掌握大权，他们坚定的掌握着秦国权力不放手，而且想办法把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了秦始皇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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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武王对张仪这么大的不满来自何处？是因为张仪的相权过大，威胁到了王权吗？有这方面的原因。张仪解职后，秦武王别出心裁的发明了一种新制度，他把国相的职权一分为二，分别由左丞相和右丞相担任，而且秦武王选择的丞相人选还是众所周知有矛盾的两个人，樗里疾和甘茂，这两人互相对抗，不可能联合起来否定秦武王的意见，可见秦武王对张仪的忌惮之心有多重。

张仪在秦惠王时期曾经拥有显赫的地位，甚至能够主导整个国家战略，他的权力，他的声望，已经高到让秦王都有点黯然失色，他以执行战略为名指挥全国军队，触犯了秦武王的忌讳。对于张仪的名气超过自己，秦惠王无所谓，只要能够把事情办成就行了，以至秦惠王在后世的名气不大，但是秦武王权力欲很重，他认为张仪的喧宾夺主是一种僭越，不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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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过分的是，张仪的庞大权力，居然还仅仅是魏系外戚势力的一个组成部分。秦武王的母亲惠王后，他的妻子武王后，相国张仪，大将魏章，都是魏国人，从职位上来说，他们在内宫和朝廷中都是最高的，他们互相联结组成政治派系，足以在内宫和朝廷中同时形成极大的政治优势。刚刚坐上秦王位置的秦武王夹在他们中间，有种芒刺在背的感觉。

秦武王打击张仪和魏章，实际上是消除了魏系外戚在朝廷当中的影响力，使自己不再腹背受敌。从巩固王权的角度来看，秦武王的做法是合乎常理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由于他对秦国政府当中的权力格局认识上有误差，最后事与愿违，白忙一场，魏系外戚的确被削弱了，另外一个更难对付的势力却取而代之，秦国王权旁落，楚系外戚站到了权力舞台的中央。